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当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以其鲜明的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思维，构建起以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支柱的战略规划体系。《建议》既立足中国国情求解现代化命题，又胸怀天下回应人类关切，突破民族国家与全球体系的二元对立叙事，呈现出坚守中国立场和观照世界眼光的辩证统一，为在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实践遵循。
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的核心引擎，从增长优先到全面转型的范式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一论断在《建议》文本中具象化为三大战略部署，一是《建议》明确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既是对美欧“去工业化”思潮的清醒纠偏，也是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引领。当某些国家大搞“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时，中国正以制造业规模优势和配套完整性，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压舱石。而《建议》提出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指引，实质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推动“微笑曲线”向研发、设计、品牌端延伸，打破发达国家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垄断，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价值分配正义和多元发展路径的逻辑示范。二是《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标志着中国创新战略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位阶跃升，深刻重构了自主和开放关系。一方面，彰显自立自强的底线思维，这种底线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不被“一剑封喉”的战略清醒。另一方面，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与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并行不悖，因为真正的科技自立，必须在开放竞争中检验，而开放的深度，取决于自主能力的强度。三是《建议》专章部署建设美丽中国，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念到制度的深化。中国将“双碳”目标纳入五年规划刚性约束，同时给予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特别覆盖绿色产品，实质是将国内绿色标准通过贸易政策外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当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仍在资本和生态的张力中徘徊时，中国正探索一条全面绿色转型之路，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东方智慧。
新发展格局：战略路径的深度重塑，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能级跃升
《建议》首次将强大国内市场升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体现出百年变局下外部需求萎缩、供应链风险加剧的战略应对。从学理层面观察，做强国内大循环不是强化内卷，而是基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熊彼特型增长”模式的再造，打破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短期性，既将内需扩张建立在长期制度优化基础上，又通过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要素，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效率，体现出“双循环”的有机统一，体现出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历史自觉，既增强了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又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畅通了国际大循环：其一，市场联通的物理畅通。《建议》部署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同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旨在打破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使国内统一市场与国际市场无缝对接。其二，标准对接的规则畅通。《建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衔接互认，超越了传统的关税减让，触及制约全球化深层的制度竞合，打破了传统理论关于后发国家的开放必然导致制度依附的认知藩篱，从上海、横琴等国内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成功经验复制推广至海南封关，形成了区域试验、全国推广、全球引领的制度演进链。其三，利益共享的价值畅通。《建议》强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反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实现了从中国需求到世界红利的价值传导。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智慧，为那些既希望融入全球化又担忧主权侵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度开放的中国方案，这种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闭环逻辑，实现了办好自己的事与为世界献策的有机统一。
共同富裕：价值基座的伦理升华，从效率优先到普惠共享的发展进阶
《建议》将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单列章节，并详述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建议》明确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既强调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规避了西方福利国家在选票政治驱动下的过度承诺、债务高企、增长乏力等福利病，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这一界定不是简单的政策优先序的排列，而是发展伦理的范式创新，其世界意义在于：第一，丰富了发展权的内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虽将发展权视为人权，但缺乏可操作标准。中国将普惠性民生写入五年规划，实质是将发展权从抽象理念落实为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所扶的具体权利清单。这种可感可及的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第二，为全球政党政治提供“使命型政党”范式。西方选举型政党在竞选周期中往往政策短视，甚至为了选票绑架国家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通过五年规划，将人民福祉锚定为跨越周期的战略目标。这种使命驱动、规划引领而非选票驱动的治理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政党保持政策连续性、避免民粹主义颠覆提供了可参照的治理样本。第三，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政治伦理。中国实践表明，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的有效治理，能实现民生快速改善。中国通过分享治国必先治党经验，强化政党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但绝不输出模式。这种各美其美的平等交流，让发展中国家增强了其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自信，尤其对那些因简单移植西方民主制度而陷入治理失效的国家具有反思意义，即政党宗旨的人民性远较政治形式的竞争性更为根本。
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机制的体系集成，从发展优先到总体安全的框架构建
《建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既根植于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又观照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潮流，彰显了深邃的战略洞察和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论断揭示了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建议》将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优化、粮食能源安全等列为重点任务，正是基于对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精准把握，因为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环境；同时，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积累雄厚国力，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这种统筹兼顾的底线思维和辩证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熟与智慧。另一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对全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中国深刻认识到，在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唯有通过合作共赢才能实现持久安全与共同繁荣，由此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提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综合治理路径。《建议》中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部署，都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和安全提供的公共产品，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既着眼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又心系全人类共同命运，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稳定之锚。
总之，《建议》部署“十五五”时期十二项战略任务集中体现为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标识性范畴。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动力维度，解答“如何发展”的问题；新发展格局是路径维度，解答“在哪里发展”的问题；共同富裕是目标维度，解答“为谁发展”的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保障维度，解答“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四者相互支撑、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了科学应对百年大变局的中国方略，内蕴着由己及人、命运与共的天下关怀，突破了国强必霸的传统现实主义逻辑，开创了一条强而不霸、富而好礼、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启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