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重大原则、重大战略任务和根本保证，为做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
引导社会预期：构建中国发展的确定性
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工具，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五年规划不仅是政府内部的工作指引，更可向全社会乃至全球释放中国未来发展的清晰信号，包括政策导向、改革方向等关键信息，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引导社会预期。在未来不确定性增多、难预料因素上升的背景下，《建议》的发布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都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引：企业可依据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个人可结合政策导向规划职业路径，家庭可参照民生部署安排生活。当然，规划的落地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但至少从《建议》中，我们能够清晰把握发展目标的确定性、政策导向的确定性与民生保障的确定性。
在发展目标的确定性方面，我国明确了2035年远景目标与2050年长远目标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在政策导向的确定性方面，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发展重心在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政策信号。需要澄清的是，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定位是明确且坚定的，部分自媒体对相关政策的解读存在偏颇，大家不要被误导；在民生保障的确定性方面，《建议》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非单纯的物质层面问题，也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的表面工程，这些差距背后的核心是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而这种群体间的能力差距，无法通过个体努力单独解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破解。例如，通过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实现农民与市民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均等化发展，本质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民生保障的底层逻辑是人本逻辑，核心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展开。
机遇识别：中国发展的时与势
“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面临多重战略机遇。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中，我们可以识别出以下几方面重要机遇。
第一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这一机遇必须置于数字革命的大趋势下考虑，而非局限于工业化逻辑。数字革命催生了大量新赛道，除了当前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未来还将孕育更多难以预料的新赛道。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即就业形态。传统的劳动关系、就业概念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就业意味着“找到工作、依附于特定单位、在固定物理空间办公”，而如今，依托互联网平台，个人可居家从事各种工作，通过承接订单获得收入——就业的核心内涵已转变为“持续获得收入”，而不一定有固定的雇主或办公场所。数字革命的核心意义，在于突破了工业化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成为现实。
第二是市场优势转化的机遇。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只有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才能从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升级为第一大消费市场。当前，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优势显著，这也正是其能够频繁发起关税战的重要依托。
需要明确的是，消费、投资、供给与需求并非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互动的循环体系。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例关系，不能简单视为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传统经济学概念的适用场景与语境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对消费与投资的认知也需要更新。
第三是绿色转型的机遇。当前，我国在绿色转型领域已抢占先机，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发展成效。这一机遇的把握与利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风险应对：底线思维与战略主动
只有有效应对风险，才能牢牢把握战略主动。面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环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体现了明显的强化底线思维与风险意识。当前以确定性为前提的知识体系，已难以应对复杂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思想观念更新，构建新的分析框架。
一是识别外部环境风险。要树立整体观，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视为有机整体，而非简单将中国作为独立个体、将世界作为外部环境。事实上，所谓“外部环境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身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调整引发的，外部环境与中国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并非静态独立于中国之外。只有我国发展得越好、越快，并融入全球，外部环境的风险才会改变。
二是识别科技领域风险。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破解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核心是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与工业化早期集中资源攻关特定技术不同，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核心是构建协同生态，避免科技成果“单兵突进”。若科技突破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便难以形成国家竞争力与综合实力。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已从技术、产品等要素竞争升级为“生态竞争”。
三是识别经济金融风险。在经济转型期，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各类隐性风险可能逐步显性化。全会提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其中的关键在于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这在《建议》中已作出明确部署。经济金融风险的源头在于资产估值的波动起伏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上。资产负债表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网络，单个企业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单个企业尤其是重要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风险传递。估值的重要性已经大于币值。
另外，在全球视野下，国际社会始终高度关注中国的五年规划。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框架来看，全球风险的管控是大国成败的关键。我国不仅需要管控国内风险，更要主动参与全球风险管控。当前，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逐步演变为“风险全球化”，全球风险水平持续上升，如何有效管控全球风险，是对大国责任与能力的重要考验。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