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当代企业史研究，从1996年国家经贸委启动编纂《中国企业史》算起已经30年，成果丰硕，而且近代企业史研究也已成为近代史中的显学，并由此推动当代企业史研究，但是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未来趋势看，当前企业史研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企业史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
这几年我的研究重心转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涉及两个关键领域：一是科技，邓小平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二是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因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力、资本、技术、组织结合的载体，也是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载体。当今社会，企业已经成为承载社会生产力的主要载体。若不研究企业的发展变化，不研究企业的“生老病死”和社会责任，研究生产方式、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就很难深入下去，理论无法落地，结论往往空洞。通过这几年我对新中国生产力的研究，当然也涉及中国近代和古代的相关内容，我发现当前企业史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不少研究当代企业史的学者主要来自政府财经部门、企业界、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包括一些记者和财经专家，他们的研究往往就事论事多，研究某个企业的成功历史、成功经验多，企业创办人个人贡献和企业家精神多。比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华为、京东、比亚迪、奇瑞、中信、中国远洋集团等企业的成功案例。当然，其中也有历史叙述较多的轮船招商局、鞍钢、江南造船厂等一批企业史志。这类研究更多从个案和传播角度出发，大历史观和理论层面的分析不多。
二是学界的研究重心多集中在近代企业史。近代企业史研究所占分量比较大，也相对深入。我们大多数具备历史学或经济史学背景的学者，只要在史料和档案上下功夫，并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就能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当代企业史研究则不同，一是对当代企业史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不易准确把握，二是对有关企业的核心、关键材料不易获得。此外，若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深入企业调研，不及时准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地方政府行为，就很难把问题讲清楚。因此，大家将重心放在近代企业史研究上是可以理解的，也产出了不少成果。这么做确实有必要，也很有价值。
三是地方志系统的研究。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有十几万专业人员，省市县都有专门的修志机构。目前已进入第三轮修志阶段，开始编修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地方志。而且为了满足党政部门和社会的需要，修志范围早已超出传统的地方县志，扩展到乡镇志、村志、企业志以及民营经济志、小康志、扶贫志，乃至地方的著名产品志等，涵盖领域越来越广，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我常和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和学者开玩笑说“你们经常跨界”，但他们表示“跨界是需求所决定的”。名村、名酒、名烟、地方特产、旅游景点等都来找他们编志，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企业史，比如《鞍钢志》就详细记录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发展历程。这类研究能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基础性资料，但是他们的职责更多是说清楚事实，“述而不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
现在正是将企业史研究重心从近代逐步转向当代的大好时机
现在正是将历史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的企业史研究重心，从近代逐步转向当代的大好时机。我们需要梳理近代与当代企业史的关联，尤其要弄清楚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当前有哪些特点，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极高，可利用的材料也非常丰富，从为国家建言献策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对资本和企业家的认知、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及动态变化，还有当下备受关注的企业家精神。
这些年市场变化太快，不少企业的命运起伏令人感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真可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有些企业家曾风光无限，如今却陷入困境；当然更多企业发展态势良好，比如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所以我认为，将研究重心从近代逐渐转向当代企业史，无论对国家、民族、社会发展，还是对学科本身的建设，都有巨大空间，也符合社会需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