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治理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已认识到市场与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其中，《管子》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它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深邃智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管子·轻重》作为重要篇章，专门探讨了宏观经济治理中的财政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人胡寄窗先生曾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则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
轻重一词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国语·周语》提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此处轻重指货币的重量或价值比例，即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货币的轻重（如大钱、小钱）来调节经济，应对灾荒或市场失衡。随着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轻重逐渐成为封建国家管理国民经济活动的特殊范畴，涵盖财政、货币、物价和经济政策等诸多领域。《管子》轻重之学主要围绕市场交换与国家管理两方面内容展开，探讨国家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来调控商品货币关系，引导国民经济活动。
在微观层面，商品货币关系与价格规律的“轻重之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管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围绕中心上下波动，“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价格由供求决定，“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也受到年岁凶穰、四时变化、政令缓急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行为随价格变动而调整，“重则见射，轻则见泄”，即在商品价格看涨时争相购入，价跌时则纷纷抛出。《管子》十分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市者，货之准也”，即市场是衡量货物价格进行交换的场所，认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即人口聚集的地方应该有交易商品的集市，否则无法互通有无，百姓就会陷入穷困。二是货币、谷物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揭示了货币购买力与物价之间的反比关系。同时，谷物在轻重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谷物作为民生之本，具有需求刚性，其价格涨落直接波及其他商品，因为百姓必须优先满足粮食需求，剩余财力才能购买其他物品。三是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即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国家要随时通过货币的敛与散来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使物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胡寄窗认为，《管子》的货币数量论与16至17世纪西欧学者提出的货币数量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宏观层面，封建国家管理国民经济活动的“轻重之术”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进入商品流通和部分生产领域经营工商业，通过设立“均输平准”这一雄厚资本，运用“以重射轻，以贱泄平”的逆周期原则来调控商品价格和供求。即，当市场价低时，政府以高价收购因供给过剩而低价的商品，价格高涨时则以低价投放，达到“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的效果。“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的物资储备思想也近似于现代“跨周期调节”的治理智慧。二是在财政政策领域采取“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寓税于价原则，国家通过“官山海”“官天财”，即对盐铁等必需品以及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实行国家专营制度，以非直接征税的方式获取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并通过“官国轨”即国家进行系统经济调查，掌握全国的物资、人口、土地、财富等数据，为制定经济政策奠定基础。三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人君铸钱立币”，即国家应垄断货币铸造和发行权来维护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即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货币是交易流通的媒介，国家应以货币为手段来调控谷物的价格和供求，从而充分调动民众的生产力。四是在贸易领域，国家应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动态博弈战略，以维持本国重要资源的高价，吸引他国物资流入本国，并通过“谨守重流”“斗国相泄”的“守泄原理”掌握战略资源储备，严格控制本国重要物资的外流，以及采取“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的“因乘之术”，顺应市场趋势，抓住关键时机，来取得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管子》认为，贸易不仅是市场行为，更具有超越经济层面的战略意义。
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管子》实际是认为市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同时也认识到市场存在缺陷，无法自动实现社会均衡，还需要国家调节。因此，轻重之学既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又主张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先秦时期白圭、范蠡等人在商业活动中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智慧，即商人“治生之学”的基础上，将微观市场的经营原则运用至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之中。《管子》在关注国家治理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均衡与有序，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赵靖先生认为，《管子》的轻重论涵盖内容丰富、思想体系宏大、理论系统严密，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是世所罕见的。
《管子》轻重之学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时期桑弘羊通过实行盐铁酒官营专卖、国家垄断铸币权、设置均输平准等轻重之术，实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宣帝时期，耿寿昌运用平籴平粜理论创设常平仓以利百姓；宋代王安石变法推行均输法、市易法，即国家根据市场价格和需求情况，对地方上交中央的物资进行灵活采购、运输和买卖，以及设置官方贸易机构，从而稳定市场、调控物价，在充实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巩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
《管子》也是后世学者轻重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渊源。汉代班固所撰的《汉书·食货志》和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食货典》，在论述货币制度时都广泛引用了《管子》提出的货币学说和政策。近代学者对于《管子》轻重思想的独特价值也十分关注。梁启超在其《管子传》“管子之经济政策”篇章就重点分析了轻重理论，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从货币学说、财政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分析评价了轻重之学及其学科地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早期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唐庆增、甘乃光等人就将轻重之学纳为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此外，轻重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常平仓的制度理念，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农业立法实践亦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深化对《管子》这一重要典籍和思想宝库的研究，提炼其合理内核与积极要素，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并对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者：王昉，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