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多地5月3日起爆发大规模暴力事件，已经造成至少54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目前，印军已强力介入“平乱”。触发此次骚乱的导火索是，该邦主体民族梅泰族多次向政府要求“表列部落”地位未果，该诉求也遭到该邦其他表列部落的极力反对。其他部落认为，梅泰族具有人口和政治优势，如果邦政府将其纳入享受特殊地位的表列部落，会导致这项福利政策有失公平。曼尼普尔邦部落学生联合会5月3日在该邦多地举行“部落团结游行”，成为此次暴力事件的导火索。但深层次而言，或许可以说，这场骚乱的发生并不令人意外，这是由印度经济平民主义政策所导致的。

　　印度建国后，为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各届政府陆续设计了各色各样的福利救济政策。这种政策有一个专业术语，那就是“经济平民主义”。经过70余年的不断建设，印度的经济平民主义政策体系愈发庞大，总体而言，它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

　　一是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对小生产者的过度保护和扶持。小生产者经济的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于印度经济中，既包括农村的小农经济，即农民的小规模生产，又包括深具印度传统文化特色的乡村手工业，以及投资和生产规模较小的现代小微型工业企业。政府的保护政策主要体现为政府采购方面的倾斜、禁止大企业涉足相关产品生产等。印度政府一直反对沃尔玛、家乐福进入印度市场，即是政府对个体小商小贩实施保护的典型案例。

　　然而，小生产者经济缺乏市场竞争力，也缺乏有效就业的创造能力。印度的小生产者总数约在4亿，其中不少人是挣多少花多少的“日光族”“手停口停族”，始终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即使印度有种类繁多的小微制造业，但由于严重缺乏规模效应，加之产品质次价高，只能在政府保护下“内卷”于国内市场，难以走出国门。这也是印度自建国以来对外贸易年年逆差（只有两年出现顺差）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在分配方面，尤其是二次分配上，表现为以公共财政资源为底层平民提供食品、燃料等的补贴制度和公共就业计划。这方面每年都会吃掉政府的大量财政。实际上，印度政府的生产性投入是常年欠账的。由于大量财政花在维持底层平民——即缺乏有效就业的适宜劳动人口——最基本生存与生产条件的福利补贴之上，政府无力在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改善经济发展软硬环境、提升劳动力人口综合素质上进行大量投入。政府不得不将公共财政的相当一部分，花在对底层平民几乎每年都要不断追加的直接补贴上。在超多党同台竞争的政治生态里，一旦某项福利补贴政策被推出，那它很可能就是永久的，任何党派、任何政府若想对某项福利政策进行改革甚至取消，后果将非常严重和直接，即政府垮台、政党失权、政要丢官。

　　当前，印度的补贴政策已然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庞大完备的体系。以农业为例，补贴政策既涵盖了为小生产者提供的各种生产物资的低价补贴政策，包括针对化肥、燃油、电力、灌溉等农业补贴政策，也包含以公共分配系统为渠道的粮食收购与分配政策，往往是高价从农民手里购入，再廉价卖给享受补贴政策的弱势群体。

　　在票选政治的指挥棒下，从印度中央政府到邦级政府都在花样翻新地推出福利政策，甚至是实物福利政策。特别是在选举期间，经济平民主义政策呈现出相互攀比的高度竞争特性。其结果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滚雪球般地增加。

　　三是在个人发展机会方面，推出预留制。这项制度是基于印度特殊社会结构而实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重点体现在政府为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提供的“预留制”待遇，即政府为他们在行政和教育等公共部门预留一定比例的机会，这是一种刚性照顾。预留制设计的初衷是推动弱势群体实现经济自给、职业发展和阶层流动。

　　印度的社会结构分层并非沿着收入层级来划分阶级，而是有着种姓、族群、宗教教派等多个划分标准。政府沿着这些具有“印度特色”的结构，针对特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照顾。这些被照顾的群体大致分为四类，即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以及莫迪政府2019年新提出的“经济落后群体”。政府对这四类弱势群体提供越来越大比例的预留照顾。这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平民主义政策的典型标志。

　　按照当前的规定，相当一部分人群享受着工作与学习的政策优惠。其中，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2011年）中，表列种姓（低下种姓，特别是“贱民”阶层）人口为2.008亿人，占总人口的16.6%；表列部落人口（主要指印度的原始居民或部落）有1.043亿，占总人口的8.6%。两者相加，占总人口的25.2%。其他落后阶层人口更多，约占全印人口的5%（2020年）。经济落后群体尚未有人口统计，但由于其定级标准为“家庭年收入低于80万卢比（约合8万元人民币），或家庭农业用地少于5英亩，或固定住房面积小于1000平方英尺（93平方米）”，其人数应该不会少。

　　依照目前预留制实践，表列种姓的预留比例为15%，表列部落的预留比例是7.5%，其他落后阶层为27%，经济落后群体为10%。四项相加，意味着政府要为他们在行政、教育等公共部门预留高达59.5%的工作和学习名额。印度最高法院1992年曾设定50%的最高限，而莫迪政府2019年的新政已经将之打破。

　　问题是，这种预留制在给予弱势群体照顾的同时，却让那些没有享受到这类照顾的群体感到越来越不公平。他们觉得自己“输在了起跑线上”，即便再努力，也只有四成机会，即便再努力奋斗，也不如“出身”给力。1990年代，针对非弱势群体的反向歧视政策，中高种姓群体曾举行过全国性罢工、罢课、罢市，一些愤怒者甚至以自焚表示抗议。此次曼尼普尔邦的大骚乱其实就是不同种姓群体围绕这一预留制度的激烈抗争。

　　然而，由于“弱势群体”人数庞大，在“一人一票”“赢者通吃”的选举指挥棒之下，任何政党都难以动摇这项政策。因此，经济平民主义政策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印度政府朴素的改善平民福祉的意愿，但在经济尚不发达，特别是在政府严重缺乏创造有效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这种超前福利政策或只会使国家陷入难以摆脱的发展困境。（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