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超额储蓄”以及超额储蓄是否能推动形成报复性消费成为市场热议话题。

　　当前流行的“2022年超额储蓄规模高达近8万亿元”说法，是以住户存款多增金额来计算的。如《经济日报》2月1日在《人们为什么又爱存钱了》中提到，“超额储蓄，简单来说，就是相对于往年，2022年的居民新增存款明显较多。”“2022年，住户存款，也就是居民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较2021年多增7.94万亿元，较2020年多增6.54万亿元，较2019年多增8.14万亿元，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有专家指出，如此计算出的7.94万亿元规模更接近“超额存款”。相比之下，其他机构按照“居民部门存款余额减去居民部门贷款余额”或“当前居民存款中储蓄水平超出潜在水平（2019年均值）或平均储蓄倾向的部分”计算出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均有大规模增长。

　　就算不看央行的数据和各机构的统计，过去三年，大家也都能认识到有意识增加存款、提高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性。疫情冲击下，居民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与此同时，大量线下消费场景缺失，居民出行和消费受限，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出现“破净”，导致居民风险偏好有所下降，部分资金重新流向存款。总而言之，超额储蓄的出现，是居民有意识增加防御性储蓄与被动储蓄增加的结果。

　　存钱能帮人们抵抗风险，近8万亿元规模之巨的超额储蓄也能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这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在于，“报复性存钱”抑制了消费增长，居民投资意愿也在下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消费对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个体而言，“爱存钱”一时之间恐怕很难改变。

　　央行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和“更多投资”的居民占比分别为61.8%和15.5%，分别较2021年同期上升10个百分点和下降8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反映出稳住居民预期和信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醒了不同视角间的差异——此前，专家“劝百姓拿1/3存款买房，中国经济就能顺利恢复”的言论之所以惹众怒，正因忽略了居民不敢消费的顾虑。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正说明扩大消费扩大的是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

　　打开8万亿超额储蓄的消费想象空间，如一些媒体指出的，“在于疏导而不宜强行撬动”“不论是供方还是需方，都要坚守商业伦理，要引导人们理性消费”，实际上这也是兼顾促消费和防风险的需要。同时需要看到，超额储蓄更多由高收入人群贡献，他们在疫情期间因消费渠道受限导致的被积压的消费需求也更容易释放。而要让中低收入人群敢消费、愿消费，根本上在于进一步提升其收入水平。此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丰富居民投资理财渠道、创新消费场景……“多路并进”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才能推动“超额储蓄”转化为“超额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