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结合智能、知识和创造力创造财富的经济，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自1996年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与危机》一书中提出概念以来，它已成为全球经济理论和实践竞争的制高点。

　　创新在哪里，数字经济就在哪里

　　不同经济活动因生产函数不尽相同而具有不同的区位选择。相对工业经济来讲，数字经济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必然具有自身特点的区位选择规律。目前，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虽然比较少，但从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来看，数字经济活动区位选择至少具有三个规律性特点。

　　一是历史路径依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生产函数的最大特点。数据是在哪里生成的？对这个问题虽有不尽相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共识，即数据是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哪里，数据生产就在哪里，哪里就有数据采集、挖掘和确权等活动；生产和消费活动越发达，数据生成和禀赋就越丰富，数据采集、挖掘和确权等活动就越发达。因此，数字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二是人才指向。作为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的，数据、算法、算力三大技术创新是其核心驱动力。这意味着，创新在哪里，数字经济就在哪里。大家知道，创新决定于研发（人员、资本）投入量和知识存量。考虑到资本追逐人才、人才掌控知识、特别是占知识存量绝大多数的“意会知识”，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人才在哪里，创新就在哪里，哪里有人才，哪里就有创新，哪里就有数字经济。

　　三是集聚指向。数据使用具有十分突出的报酬递增特点，从国际层面来看，由于数据在国际之间的相对不完全流动，相对小国，大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从国内来看，由于数据在地区之间相对高度开放和自由流动，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相对稀疏地区似乎并无多少优势，也就是说，数字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似乎并不存在集聚经济指向。然而，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的，而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是创新的关键投入，而人口和经济密集的地方显著有利于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就成为创新的摇篮和中心。因此，相对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区位选择具有更高的集聚指向性。

　　由于上述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数字经济地理上没有表现出传统的南北鸿沟，而是由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导，中美两国集中了全球大比例的数字经济，其中，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达全球的75%、公共云计算市场达75%以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国家经济核心区、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发展高地，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地区是我国数字经济高度集中区域，三地合计占全国数字经济55%左右,比三地GDP合计占全国GDP44%的比重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可以预见，在新发展阶段，沿长江干流内陆地区、山东半岛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等一些高密度地区，数字经济无疑会快速发展，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地理第一梯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走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融合发展之路

　　从全局、长期和战略高度来看，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源系统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但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广泛有效应用有赖于计算机通信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因而，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数字化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共进。正因如此，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以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和碳市场为主要支柱的新经济变革，是以可再生能源革命和数字技术革命的结合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大数据中心、智能算力中心和不断升级的移动通信网络是支撑数字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但它们都是高能耗的。在目前领先技术条件下，5G能耗是4G能耗的4倍以上，这必然带来更高的碳强度。另外，数字经济已经且正在极大解放生产力，若能源系统持续基于化石能源，即使考虑到能耗强度可能的下降，总体经济的能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也可能随之大规模增加而令地球难以继续承受，加剧气候危机。因此，数字经济持续发展有赖于绿色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因此，《“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强调“深入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2021年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牵头制定实施《“十四五”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行动计划》，提出北京要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北京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对此，我建议，北京还应该抓住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机遇，推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融合发展，建设成为全球超大城市的绿色经济标杆。这也就是说，北京不仅应该建成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也应该建成绿色低碳经济标杆城市。

　　形成绿色数字经济的强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关键。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是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形成绿色数字经济的强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战略方向。在我国，京津冀地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结合中枢、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中心地，应把绿色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协同发展战略重点，培育发展成为全球碳定价碳交易中心、数据定价数据交易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聚焦发展绿色数字经济战略产业、关键技术，聚焦吸引和留住全球绿色数字经济的关键人才。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才偏好品质优越的地方，相对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在地方品质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其协同发展要注重大力提升区位品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