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行为艺术，央美女生邹雅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头条。今年5月，她假扮成一个大牌傍身的“名媛”，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北京机场贵宾厅、拍卖会、五星级酒店大堂等地却分文未花，靠“白嫖”的方式享用免费的食物与住所。然而，对于这场行为艺术的社会意义，网民们的质疑却层出不穷。

　　这件作品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先是为其定下了一个宏大的基调，抛出“社会剩余物资反而被分配给了本就富足的人”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而就最终结果而言，她却因“名媛”视角的束缚而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于是高开低走地把主题转移到了浪漫主义上。

　　邹雅琦称，她“试图用这段经历消除大家的焦虑，让人觉得‘奢侈品店和高端场所不过如此’”，但结果似乎与之背道而驰。原因很简单：她的“假名媛”身份，并非一个普通女孩与山寨大牌的物理叠加。在拍卖会等高消费场所中，如果没有任何涉足其间的经验，恐怕很难瞒天过海；即便爱马仕包、Vivian项链和戒指都是仿品，但她对这些道具的选择，乃至面对旁人询问时表现出的从容，都并非一朝一夕的积累。让她得以在高档场所如鱼得水的根本因素，与其说是表面的附丽，不如说是她身上与之相称的气质。退一步说，她哪怕并非家境富裕的名媛，也已在这场挑战的筹备中取得了一张合格的“名媛证”。

　　正因在无形中接受了名媛文化的收编，她分外入戏，以至于被束缚在了名媛的视角里。她自己也写道，“我就在我的扮演之中，慢慢地不觉得自己是自己了”。在这场挑战中，如果没有服务人员们的包容，她的蹭吃蹭喝乃至借宿也未必有那么容易。然而，在她的自述中，不少来自他人的善意却被解读为了对她名媛身份的认同。在对自身主体性的强调中，这些“NPC”的主体性便被忽视了，沦为《百万英镑》里那些扁平化的、用以陪衬主角的小市民——正如在描绘空旷的酒店大堂时，邹将自己比作“住在酒店大堂城堡的一个公主”，而在场的保洁则像是她的女仆。

　　她对这件作品作出了这样的总结：“连续的瞬间就是永恒——我还可以拥有、支配其他的剩余物资。这个理论下至少我不过百年的短暂一生，在安定的社会上将永远拥有住所。”在文艺层面上，这段话确实很浪漫；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浪漫主义论调与这个作品的现实主义框架格格不入，也由此弥散出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在现实中，真正需要靠剩余资源度日的人，往往无法用浪漫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动荡的生活。北京的“麦难民”不可能靠空想“永远拥有住所”，他们一旦被扫地出门，面对的将是或酷热或严寒的长夜，而不是一个随时可以退守的家。“三和大神”们也不可能像邹一样，把生存当成一场有趣的、可以自主选择进退的闯关游戏。

　　这场为期21天的艺术之所以浪漫，是因为它已经与现实的恐惧割席，也因此对真正困窘的人来说显得残酷无比。这就好比，台风天对富人而言代表着凉爽的假期，在穷人眼里却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掀翻的房顶。一旦把握不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间的平衡，就容易像这件雷声大雨点小的作品一样，掉入无病呻吟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