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创新、敢于变革、坚定理想信念、永不停滞是我们党的执政兴国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历史经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强、国家繁荣的智慧结晶。

　　一、从思想源头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来时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理论成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理论特征。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契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知、理解、选择和运用到中国革命当中，并将其作为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指南与理论源泉。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始终坚定不移地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现实变革，力求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人类社会。这一点是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黑暗中探索中国道路的战略背景、各种社会思潮频现的时代背景、渴望科学理论指导的思想背景息息相关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根本宗旨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展现新思维、运用新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迈上了新的台阶、实现了新的突破，在与时俱进中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高度。

　　（二）文明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延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表达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独特文明形态。它不仅彰显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化脉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也丰富了人类文化的精神宝库，显示了人类文明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发展、成熟于中国本土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作为源于农业社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融合、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服务于社会进步、解决现实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支撑，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提供了文化滋养。

　　（三）实践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发现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面对19世纪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落后局面，结合不同阶级的特点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探索，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将十月革命经验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在领导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形成了对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各阶级状况等的基本认识，逐渐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杰出典范。回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绝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照搬照抄，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借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将丰富的历史经验作为实践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才能不断地概括、总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从主题演变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高度

　　（一）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转换是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转换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但这一转变是在共产国际与苏维埃政权的主导下开始与完成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期间经由国民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得以提出。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成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历程奠定了基础。

　　（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转换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这次转换主要是为了解决在饱受战争创伤、深受制度剥削、备受精神摧残的中国人民如何通过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与总任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历史性地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

　　（三）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转换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次转换主要是为了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前提下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加之党的自身建设不够完善，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违反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方针与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遇了巨大挫折。但这一时期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得到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比如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坚持群众路线”“四个现代化”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完全被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探索中前进。

　　（四）从“社会主义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次转换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和要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容、阶段步骤、问题论域越来越明确，中国共产党阶段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类问题，正确处理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本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感认同、理性感知、精神共鸣更加深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更加突出，范畴、表述推陈出新，框架、脉络有条有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上进一步深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加自觉主动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从精神品格体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关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人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作为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回顾历史，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将人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实现了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实现了人与他人、自身关系的协调，人的潜能、禀赋得到了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设想与未来图景有了实现的价值与土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以借此增加群众认同。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科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科学精神，是因为它始终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应用为旨趣。就科学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含思想范畴、逻辑前提、基本规律、历史进程等学理性问题，聚焦国情、现实挑战、时代出路、群众认同等现实性问题，强调理论意义、实践旨趣、历史作用、未来趋势等价值性问题，在实践上求真知，在研究中求进步。就科学应用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学理阐释，也不是束之高阁的经验教条，而是具有鲜明针对性和时效性的表达。它强调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主张用科学理论与有效经验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突出科学理论的功能性与实用性。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创新精神

　　勇于创新、敢于变革、坚定理想信念、永不停滞是我们党的执政兴国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历史经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强、国家繁荣的智慧结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禀赋，始终坚持与教条主义作斗争，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同时，借助马克思主义对世情、国情、党情的科学预判，以及对种种主观条件的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生存发展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位，创造性地延续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拒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翻版、批驳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拼版、塑造了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样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概括与认识升华。

　　（万欣荣：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