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优势演变与高质量的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究”（19CJY002）。 

　　[摘 要] 2015-2019年间，在粮食年产量持续平稳的情况下，我国粮食收购总量、不同品种的粮食收购量都出现明显下滑。从深层原因和长期走势来看，这不是短期供需结构失衡问题，而是我国当前粮食生产体系下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阶段性峰值，粮食生产体系的“天花板”已经显现。各种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减少、农业在经济循环体系过程中的利润率降低、农民种植收入的降低是导致我国粮食产量增速停滞的主要原因。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总目标，指出未来应该尽快推动粮食生产体系突破上限、稳住下限、保住底线。

　　[关键词] 粮食安全；产量；天花板；上限；下限；底线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1]虽然从最近几年粮食生产总量看，我国粮食安全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从粮食收购数据的变化趋势及其所隐含的生产能力瓶颈分析，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并不是短期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而是当前粮食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阶段性峰值，长期来看，粮食总产量的峰值有被锁定的风险，这将给未来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一定的潜在威胁。

　　一、问题的显现：2015-2019年粮食收购量的波动与下滑

　　自2015年以来，国家粮食储备和物资管理局开始分别公布秋粮和夏粮收购数据，2020年5月26日，该部门公布了2019年秋粮收购数据。通过分析2015年至2019年的粮食收购数据，可以发现最近5年我国粮食收购量呈现较大的波动且明显下滑倾向的特征。

　　第一，从总量变化看，2015—2019年夏粮和秋粮收购量总量从2015年的峰值31458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25706万吨，下降幅度18.3%。其中，夏粮由2016年的峰值8440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7676万吨，下降幅度9.1%；秋粮由2015年的峰值24035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18030万吨，下降幅度25.0% 。

　　第二，从变化趋势看，2015—2019年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玉米、大豆等五种粮食的收购量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小麦收购量4年间出现2次下滑（2017年和2018年）、早籼稻收购量4年间出现2次下滑（2018年和2019年）、中晚籼稻收购量4年间出现1次下滑（2018年）、玉米收购量4年间出现3次下滑（2016年、2017年、2019年）、大豆收购量4年间出现2次下滑（2018年和2019年）。这种变化趋势也表明保持粮食收购规模持续增长面临巨大压力。

　　第三，分品种看，2015—2019年间，除了中晚籼稻的收购量在下滑后恢复到最近5年的峰值外，其他四种作物的收购量在下滑后都没有恢复到最近5年的峰值。其中，2019年中晚籼稻的收购量仅恢复到比2017年峰值高0.6%的水平，而2019年的小麦、早籼稻、玉米、大豆等四种作物的收购量分别低于其最近五年峰值水平的6.7%、34.5%、43.2%、30.5%。因此，五种作物的收购量几乎都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可见，无论是收购总量变化，还是各品种的收购数量变化，都证明了最近5年粮食收购量的巨大波动和明显下滑趋势。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最近5年粮食总产量是高度稳定的，2015—2019年这五年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在6.6亿吨左右。换言之，在粮食总产量没有出现明显下滑的背景下，我国粮食收购量却呈现如此剧烈之波动，这背后一定有更本质的影响因素。

　　二、问题的本质：我国粮食生产体系的“天花板”似已到来

　　影响粮食收购量的因素众多，如收购政策变化、收购价格调整、储备体系完善、国内外环境冲击等诸多因素都能够影响粮食收购总量的变化。[2]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粮食生产体系的“天花板”似已到来，即现有粮食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达极限，外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波及粮食收购从而造成剧烈波动。具体而言，这一“天花板”主要有如下几个表现。

　　（一）整体视角：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势头已经基本停滞

　　我国粮食产量从4.5亿吨突破5亿吨用时3年、从5亿吨突破到5.5亿吨用时3年、从5.5亿吨突破到6亿吨用时2年、从6亿吨突破到6.5亿吨用时3年，而自从2015年粮食产量突破6.6亿吨后，直到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始终在6.6亿吨之间徘徊，见表1。

表1  2002—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情况

年份	产量（万吨）	相对于上一年变化	年份	产量（万吨）	相对于上一年变化
2002	45705.75	442.08	2011	58849.3	2938.02
2003	43069.5	-2636.22	2012	61222.6	2373.29
2004	46946.9	3877.42	2013	63048.2	1825.58
2005	48402.1	1455.24	2014	63964.8	916.63
2006	49804.2	1402.04	2015	66060.2	2095.44
2007	50413.8	609.62	2016	66043.5	-16.76
2008	53434.2	3020.44	2017	66160.7	117.21
2009	53940.8	506.57	2018	65789.2	-371.5
2010	55911.3	1970.45	2019	66384.3	595.1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adv.htm?m=advquery&cn=C01。

　　（二）区域视角：绝大多数省份的粮食产量最近10年都出现下滑

　　整体上看，2015年后我国粮食增长趋势基本停滞，分区域看，这一特征同样明显，见表2。

　　表2  2011—2019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粮食产量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可见，在2011—2019年间，只有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江苏省、河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等8个省和自治区的粮食产量有所增长，其他23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产量则都出现下滑。将这一粮食产量变化格局与我国粮食主产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安徽省、黑龙江省等13个主产区省份中，已经有河北省、山东省、吉林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黑龙江省8个主产区省份的粮食产量在过去10年出现下滑，仅有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河南省、江苏省等5个主产区省份的粮食产量有所增长，再一次证明我国粮食产量保持增长的巨大压力。[3]与此同时，观察23个粮食产量下滑省份的产量下滑时间可知，有14个省份的粮食产量下滑时间节点出现于2015年及以后年份，这与2015年后的粮食产量增速基本停滞的变化趋势也高度一致。

　　（三）投入视角：粮食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使用已经基本停滞

　　粮食产量增长停滞的背后是农业生产要素增长的停滞。可从土地、劳动力、化肥等要素的使用规模情况进行说明。

　　第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经开始下降。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2003—2019年间经历了先增加后降低的过程。

　　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2003年的9941万公顷增长至2014年的11745.5万公顷，面积增加1804.5万公顷，年均增加面积达到164万公顷。此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2014年的11745.5万公顷下降至2019年的11606.4万公顷，年均减少面积27.8万公顷。

　　第二，劳动力规模也已经越过最高点。虽然我国目前农业从业劳动力规模庞大，但是农业人口已经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为14.98% ，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经快速上升到18. 47%，农村老年人口总量接近1.12亿。受此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更为严重，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33.6%，“老人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的特殊典型之一。未来“谁来种地”将是影响我国农业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4]

　　第三，农药化肥使用的增长已经停止。长期以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和化肥消费国之一。不可否认，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对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然而，农药和化肥的巨大使用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污染程度，也严重损害了我国耕地的可持续使用能力。[5]我国已于2015年出台了《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明确提出2020年之前不允许增加任何农药的使用。自此以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分别从2015年的6022.6万吨和178.3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5403.6万吨和150.4万吨。因此，继续通过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思路已经不可行。

　　（四）收入视角：来源于种粮的收入以及农业的利润率都已经降为负值

　　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产业的利润以及能够给从业者带来的收入水平都是决定这一产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无论是我国粮食的种植收入，还是我国农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都已经呈现降低趋势。

　　一方面，从种植收入分析，由于我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逐年提高，粮食种植收入快速下滑。2004年三种粮食（小麦，水稻和玉米）每亩平均生产成本仅为395.45元，2010年上涨至每亩672.67元、2017年已经上涨至1081.59元，13年间，我国三种粮食每亩平均生产成本增加了686.14元，上涨1.74倍。而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净利润直线下滑，2004年每亩粮食生产净利润196.5元，2013年下降至72.94元、2016年已经变为负利润，每亩净利润为-80.28元，可见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上涨速度之快。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9》的数据，2013年和2018年，我国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的种植利润分别是72.94元/亩、124.78元/亩、19.55元/亩、﹣80.28元/亩、﹣12.53元/亩、﹣85.59元/亩。换言之，自2016年后，我国粮食种植的亩均利润已经是负值，这说明当前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不仅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而且继续维持的难度也在日益增加。

　　另一方面，从整个产业的利润率分析，我国农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也已经低于其他任何一种产业。根据平均利润率的定义，本文拟采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不同产业的利润率进行测算。自1987年公布第一张投入产出表以来，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中国每5年都会公布一张基本投入产出表，除此之外，在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还会公布与前三年相匹配的延长表。因此，目前我们一共有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等12张表。

　　一般认为，产业利润率可以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营业盈余与增加值指标的比值测算而得。[6]但是2007年之后，我国投入产出表不再单独公布“营业盈余”指标，而是将“营业盈余”指标归并到“劳动者报酬”指标。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具有前后一致性和可比性，我们将2007年之后的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者报酬”指标重新拆分为原来的“营业盈余”指标和“劳动者报酬”指标。同时，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不同产业利润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将基本投入产出表和同一张投入产出表的延长表结合起来，以利润率的均值作为该产业在这一时期内的利润率指标。不同产业利润率测算结果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