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900天里，张娴打了几场官司，因不断上诉放弃了工作。这一切缘于一次肮脏的拥抱，她曾经的上司李某(化名)在房间内对其进行性骚扰。几经上诉宣判，李某性骚扰案尘埃落定，成为中国首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独立案由胜诉的案件。判决生效后，李某拒绝公开道歉。12月18日，人民法院公告网发布强制执行公告，要求李某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但此时李某早已离开事发地去了外省工作。（12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前不久，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发布“性骚扰行为北上广市民看法”民调结果。调查显示，每十个16～25岁的年轻女性就有一人曾遭受性骚扰，而且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近三年性骚扰行为有所增加，表明性骚扰已成为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一个现实问题。然而，针对职场性骚扰事件，鲜见有受到司法机关处罚的案例。比如，去年12月，一名银行高管性骚扰女下属，单位内部处罚仅是停职检讨、停发季度奖金。特别是，女员工告男上司性骚扰胜诉，法院判男方公开道歉却遭到拒绝，强制执行又将面临执行难。

　　事实上，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当时被许多专家认为，是这一立法领域的重大突破。但也有专家表示忧虑，认为禁止性骚扰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立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今年5月，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立法明确了性骚扰的定义：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同时，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然而，民法典也只规定对他人实施性骚扰，将承担民事责任，缺乏可操作性和震慑力。例如，性骚扰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界定？具体的罚则是什么？其他相关法律如何跟进？可见，法律没有明确性骚扰的范围及具体罚则，也是导致多数被性骚扰妇女维权难或放弃维权的症结所在。

　　换言之，连道歉都可以拒绝，折射性骚扰治理绵软无力。这显然值得有关部门反思：治理职场性骚扰，还需有“硬核”措施。事实上，治理职场性骚扰，关键是法律“长牙齿”。这就要求，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亟须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不仅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还应明确界定性骚扰情形及具体罚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震摄力。特别是，有必要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刑法，明确犯罪性质和量刑标准，使其成为全国统一的打击性骚扰行为的法律武器，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妇女的基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