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相较于国家目前的相关规定，《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所界定的社会救助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新增了“低收入困难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并授权各区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救助对象。

　　条例实施一段时间来，随着社会救助面的拓展，使更多的贫困家庭和困难群众得到了社会救助，生活得以改善。

　　实施社会救助自有一定的程序，如对贫困家庭社会救助的“入口”前提是自我申请。由于社会救助涉及项目部门较多，有些困难群众不清楚政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属于社会救助范围，能申请哪些救助政策，从而影响其受益。因此，政府部门主动发现“隐秘角落”和“沉默少数”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市的社会救助内容也不断充实，不再是停留于经济的补助（这是不可或缺的），而是创新实施“物质+服务”的综合救助模式。不少区政府民政部门和社区救助顾问不止是政策信息介绍，而是要完成一次次“陪伴式、长效式、全程式”的救助帮扶，在物质救助的同时，还要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多项服务。这种“复合式救助”无疑对社会救助的精准性和常态化起着积极作用。

　　网络化管理也有力助推了本市的社会救助工作。社会救助工作打通“最后一公里”就是要兜牢贫困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民生底线，真正做到“应保尽保，不落一户”。

　　现代文明社会首先是一个公平社会。公平社会绝对不可以排斥贫困家庭和困难群众。行笔于此，我自然想起了近年来经济学界热议的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这一理论滥觞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贫困的可怕之处不止是缺少生活必需品，更可怕的是因此而导致穷人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现代文明社会对那些贫困人群不能被“社会摒弃”。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的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请读者注意，恩格斯推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让“所有的人”物质充裕、身体健康、精神自由，贫困人群当在其列。这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倘若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喻为“万舸竞流”的巨型舰队，那么，那些贫困家庭和困难群众可谓是“最慢的船只”，理应备受政府的关注和社会的扶持，不使之落伍掉队。这就要求社会救助工作持之以恒，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