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经历了从“四大阶级”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再到“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历史性巨变，初步呈现出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基本雏形特征。透过社会结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变迁具有自身客观规律，社会结构必须与经济结构相协调，中产化是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趋势，调整社会结构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发展生产力是优化社会结构之本。充分把握社会结构变迁规律，有助于更好推进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演变脉络；全面小康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结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核心方面，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仍须继续努力的重要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随之发生了深刻重构，形塑和再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健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型社会结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剧烈而复杂的转型、分化、重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日益显现出基本雏形。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入新阶段，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深度重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共享型社会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7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是一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明史，也是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变革、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年-1956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形成了“四大阶级”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通过改造旧社会，建立新政权，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得到了重构。旧社会下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合理利用其积极建设的力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其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由此，在这个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基本阶级的格局。[1]

　　（二）第二阶段：1957年-1977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格局。这种社会结构模式的提出，受到当时苏联斯大林时期提法的影响，过于简单，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带有较强的政治和理想色彩。“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前者是各个单位中的职工，后者是各个公社中的社员；“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1956年，周恩来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充分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

　　（三）第三阶段：1978年-2011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深入发展，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和冲突博弈，传统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迅速瓦解，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开始逐步松动，整个社会的流动日益频繁和活跃，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过渡到以十大社会阶层为核心的现代化的阶层结构。[2]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变迁与再造的重要阶段。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和特质已经蕴生，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奠定了重要结构基础。

　　（四）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

　　这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城乡结构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呈现新局面，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统一称为城乡居民，这是身份体制上的重要突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广泛实施和深入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统筹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进入突破攻坚阶段；在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进一步改善的基础上，着力推进脱贫攻坚战，使得社会边缘贫困群体状况获得显著改观。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共享型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普遍提升。

　　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演变脉络

　　社会结构的变迁，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重新分配的博弈过程。一般而言，社会结构主要分为：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等子结构。[3]这些子结构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综合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状况。

　　（一）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发展到政策驱动的转变过程。从人口总量来看，1949年我国人口数量是5.4亿，到2018年已经达到13.9亿，[4]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35.79%下降到2019年的16.4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49年的4.15%上升到2019年的12.63%，[5]实现了从“抚养少儿”占主导到“抚养老人”占主导的转变。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度重视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男女性别比基本平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攀升，导致人口性别结构逐渐失衡，并容易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纵观70年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1971年，我国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写入宪法。长期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形态，并实现了我国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重要转变。从长期趋势来看，少子化趋势将不可避免。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加速，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下降，2013年我国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即“全面二孩政策”。

　　（二）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初级单位。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大型化”到“小型化”、从“联合化”到“核心化”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家庭户的人数保持较大规模。据相关数据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家庭户规模始终在4人以上，最高峰为4.81人；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家庭户规模为4.65人，2000年下降到3.59人，2014年降低至2.97人。[6]这表明我国家庭结构仍以核心家庭为主体，但小型化趋势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家庭形态。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下，“四二一”家庭结构成为典型的代际人口结构。晚婚晚育等政策制度的推行，使得家庭结构核心化得到迅速发展，单身家庭和丁克家庭明显增多，且多为作为中产阶层的城市白领。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导致分离家庭、漂泊家庭出现，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农村空巢老人晚年生活堪忧。随着人们婚恋、家庭观念的多元化，婚姻家庭制度对两性关系的调节和约束减弱，婚外性行为增多，所谓的“二奶”“小三”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导致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破裂。而家庭结构、家庭形态、家庭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和带来家庭功能的重构和变革。相较于传统的家庭，改革开放后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步萎缩，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淡化，养女防老的观念也日渐流行，甚至是夫妻互助养老更为可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恢复，经济活力越来越大，其直接表现就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迅速成长起来。

　　（三）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就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分配”到“市场配置”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实行单位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就业岗位由国家统一分配、高度稳定，被称为“铁饭碗”。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们可根据市场需求自由双向选择就业岗位。从就业岗位的产业属性来看，70年来，我国逐步实现了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最大比例到第三产业占最大比例的巨大转变。据相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是50：21：29；1978年，三大产业占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转变为28：48：24，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到2018年，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转变为7：41：52，服务业增长迅速，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第一、二产业之和，稳居第一位。[7]另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18-69岁人口中70.1%为就业人口，实际人数为7.1亿人，其中82.6%为体制外就业人员，这其中12.4%为白领职业从业者。[8]这表明市场化改革使得体制外就业人数逐渐占据我国就业总量的绝大部分，且劳动力的白领化成为一种重要发展趋势。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自由职业人员等各种新兴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大量涌现。由于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工”作为一种独特的职业类别，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在社会结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也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新中国70年来，我国城乡结构经历了一个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平权化的重要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农村支援城市的发展体制。通过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之间难以自由流动。城乡之间形成了“工农产品剪刀差”。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放开，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但依附在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却依然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巨大差距。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出现较大改观。农村户籍的含金量及相应的福利待遇日益提高。“居住证”制度的普遍实施，有力解决了农民进城务工享受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城乡社会结构在诸多结构要素方面逐渐实现对接和融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0.6%，1978年达到19.7%，2019年则首次突破60%。[9]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的29年，我国城镇化率仅提高了7%；从1978年到2019年之间的40年，则提高了40%。这表明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从而也使得城乡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实现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巨大转变。

　　（五）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新中国70年以来，因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体制模式，我国区域结构逐步实现了一个从“区域相对平衡发展”到“区域不平衡发展”再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性转变。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自古就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和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国防和工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我国在区域发展方面实施了全面推进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平衡全国的工业布局，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10]这一战略的现实举措就是“三线”建设，把大量新建的项目部署在内地和三线地区。由此，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全国的工业布局总体上实现了基本均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其直接表现就是一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建立，以及上海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的设立。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这些东部地区率先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南部、中部、北部之间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又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此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成为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六）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逐步实现了一个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物质性消费”到“服务性消费”、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的全面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困难和物质短缺，我国居民消费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制，其直接表现就是粮票、油票、鱼票、肉票、布票等各种票证制度的广泛实施。由于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的差异，城乡居民会体现出不同的消费待遇。改革开放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作为标志性商品的三大件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标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称为新三大件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开始成为城乡家庭新的消费标志；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空调、录像机、电脑”又成为新的三大件消费标志。同时，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居民消费之间出现较大的分化，特别是消费的“阶层化”现象逐渐明显，一些高消费阶层向享受性和炫耀性消费转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比例相当高，甚至成为严重负担，挤压了其他领域的正常消费。“电商”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大众的消费习惯，并给实体店消费带来重大挑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消费主要就是生活必需品支出；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50%以上，直到2017年才首次下降到30%以下。[11]这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七）分配结构

　　分配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实现了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的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的基本表现就是，按照“一平二调”的“大饭锅”模式，采取实物配给制和福利补贴制。虽然“抹平”了社会不平等，但也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2]这种分配结构固定化，使得全国基尼系数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据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城市、农村基尼系数分别为0.16和0.22，全国基尼系数据推算为0.3以下。[13]这表明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结构的分化，特别是在分配制度上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参与收益分配，使得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等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显露。1993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在高位水平徘徊，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相关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在2000-2009年出现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2.78倍上升到3.33倍，2009年为历史上最高水平。[14]收入分配结构失调的背后，是市场化和行政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关键症结所在。此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也有过小幅度降低。随着加强社会建设、保障改善民生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面实施，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有所遏制。

　　（八）阶层结构

　　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构成。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了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雏形。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存在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四大阶级结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多重作用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实现不断分化、重组和再造，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等十大社会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15]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新社会阶层日益崛起，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从社会整体结构类型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历了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的转变，但离“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仍有较大距离。[16]

　　（九）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根基。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需要一种科学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模式。新中国70年以来，我国组织结构实现了一个从“总体性组织结构”到“分化性组织结构”的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城市通过单位组织，农村通过人民公社组织，从而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之后，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精简机构、转变职能，逐步实现了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调整，不断激发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组织主要是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并在三大改造后获得绝对支配地位。这种经济组织类似行政化公共功能单位，承担了大量社会性职能，形成了“企业办社会”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制度，私营和民营经济也快速发展起来，逐步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在计划经济时期缺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群团组织被纳入政治体制之内。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释放出的社会资源和空间，使得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组织的类型、体量和质量获得全面发展，社会生活领域的自主性显著增强。但从社会整体组织结构来看，政府组织较大、市场组织较强、社会组织较弱，使得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失衡。这也是导致社会结构紧张、引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

　　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经验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结构现代化最能深刻、本质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 一般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橄榄型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社会，也是一种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橄榄型社会”。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占到60%，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17]按照这个预测，我国仍有30年的时间，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社会结构正朝着现代化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不断迈进。通过对70年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观照和反思，从中也可以发现和揭示一些规律性认识和启示，这将有助于我们遵循客观规律来调整优化社会结构、推进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社会结构变迁具有自身客观规律

　　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8]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看不见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尊重和承认社会结构的客观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70年的社会发展历程表明，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协调性的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结构的高度封闭性和垄断性，就严重窒息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后40年，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下，社会结构急剧分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能量。当然，社会结构的紧张，也导致了一个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多发频发。历史和实践表明，充分利用好社会结构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结构必须与经济结构相协调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在功能上相互依存、互为基础，为社会整体服务，两者之间应保持合理位差，实现协调发展，才能有效支撑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行。[19]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作为一个主体领域并未形成自主结构，主要是依附于政治和经济而存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向市场分权的同时，逐步实现了向社会的分权。“政府”和“市场”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推动力量，两者的巧妙结合既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导致了社会生长和社会发育的艰难。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化和能力建设的不足，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失衡，长期滞后于经济结构。纵观70年的变革历程，改革开放前30年，经济结构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自主体系，两者之间无法实现互动，也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单一化。改革开放后40年，虽然在较长一个时期，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意识和互动机制逐步发展起来，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观念基础。

　　（三）中产化是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稳固的基础支撑。通常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一般呈现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纺锤型结构模式。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社会结构就会逐步稳定下来。[20]目前，针对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虽有多种不同描述，但总体上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仍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韧性，仍保持着较强的社会流动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方向，就是加快扩大中产阶层比例，促成社会中间层的快速成长，培育和建成中产社会，这也是社会稳定的支柱性力量。据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产阶层的比例大致在35%左右，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促进中产阶层比例增长，主要有正式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市场渠道三种机制。[21]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需要改进和提升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地位上升渠道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培育和转化农民工群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着力挖掘和培育市场各类销售群体，使之成为中产阶层的重要潜力群体。

　　（四）调整社会结构必须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有自我演化和变革的过程，也有制度政策推动和建构的过程。纵观新中国70年的变革历程，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发展不足，社会结构调整就困难重重；改革开放后40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快速发展，就会给社会结构优化提供力量源泉；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之后，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成为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结构调整与社会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社会体制改革如果不到位、不彻底，社会结构的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复杂交织、难以根治。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些领域已显现固化的倾向，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也有所收缩，底层群体和精英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明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具有较强的惯性。破除这些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大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并在户籍制度、档案制度、职称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进行相配套的综合改革，为各类社会群体实现阶层流动、地位上升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五）发展生产力是优化社会结构之本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也是影响社会结构最大的要素。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引发人们工作方式的变化和职业结构的变化。纵观新中国70年的变革历程，正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转型升级，社会结构才实现了不断的分化、重组和优化。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城市着力发展重工业，农村主要是发展传统农业，并形成和确立了农村支援城市的产业发展体制。在单位福利的作用下，第三产业没能获得有效发展。由于农业比例占据最大，此阶段为典型的农业大国。改革开放后40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新阶段，电子科技、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各种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各种新兴职业岗位也大量涌现，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科技创新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产业受到高度重视，并实现快速发展。在极大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水平的同时，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点。此一阶段，实现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比例依次降低。这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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