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大象公会”公号的一篇文章：医生们写的字为什么那么乱？文章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过天书般的处方和病历，但奇幻的是，药局窗口能根据这些处方开出正确的药来。文章对这种现象的成因进而进行了探讨。

　　医生写字病人看不懂，是一个已经说了很久的话题，所谓“老梗”。实际上，在医生群体之外，写出的字让人看不懂的，也可以列举许多，大抵是出于潦草。《解愠编》云，有个县官写字就是这样。其“欲置酒延宾，批票付隶人买猪舌，舌字写太长；隶人错认，只谓买猪千口”。结果“遍乡寻买，但得五百口，赴官哀告，愿减一半”。县官笑了，我叫你买猪舌头，“如何认作买猪千口？”隶人一肚子委屈：“今后若要买鵞，千万写短些，休要写作买‘我鸟’。”

　　这自然是个笑话，生活中也不乏实事。《续墨客挥犀》云：“张（商英）丞相好草圣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有天他琢磨出了好句子，“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然后让侄子录下来。而“当波险处，侄惘然而止”，问叔叔“此何字？”商英“熟视久之，亦自不识”，但他埋怨侄子：“胡不早来问？致吾忘之。”姜夔《续书谱》云：“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楷），何尝苟且……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商英好草圣而不工，等于说他写字根本没有章法。

　　宋朝还有位陈彭年，写字也很难认。《玉壶清话》云，彭年“书字甚急，日可万余，细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辨”。有天他忽然死了，“真宗急遣中人诣其家，取平生编著，但破箧中得二十余轴，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赵亨能辨之”。于是真宗“召亨补三班吏，令重写之”。

　　张商英、陈彭年，《宋史》中皆有本传。遗憾的是，两人为人为官，都有可非议的一面。《张商英传》载，哲宗亲政，召之为右正言、左司谏。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文彦博、苏轼、范祖禹等，皆在其弹劾之列，来了个私仇公报，甚至于上疏“乞追夺光、公著赠谥，仆碑毁冢”。《陈彭年传》载：“彭年幼好学，母惟一子，爱之，禁其夜读书。彭年篝灯密室，不令母知。”刻苦程度没的说，且聪明程度也没的说，“年十三，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赏”。然《王钦若传》载，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这么回答的：“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开玩笑说，天书其实也未必难认。《水浒传》里宋江有一梦，梦中九天玄女娘娘给了他三卷天书，“可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为了营救柴进，在高唐州与高廉作战时，吴用看出对方用的是妖法，宋江想到了天书，见“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看，宋江就认得天书。只是双方再交手时，咒语并秘诀没起作用，“宋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天书在《水浒传》全书中似唯此一回使用且无用，不知施耐庵为何要写这么一段。

　　再开玩笑说，前人认为只有鬼写的字才让人认不出来。这方面的例子，《太平广记》里俯拾皆是。如《定婚店》条，一老人“坐于阶上，向月检书”，韦固凑过去“觇之，不识其字”，奇怪地问：“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觌，如何？”老人告诉他，此乃“幽冥之书”。又如《郭翻》条，郭翻“亡数日”后，“灵语儿，求纸笔，欲作书与亲旧，捉笔以命儿书之，皆横行，似胡书”。儿子说：“此是鬼书，人莫能识。”既然认不出来，郭翻算是白交代了。又如《苏韶》条，死了的苏韶“回来”找堂兄弟苏节，苏节问干什么，他说要改葬，“吾将为书”。苏节给他笔，苏韶说“死者书与生者异”，还是你写吧。然而，如果鬼不是故意为难人，人也是能看懂的。如《王矩》条云，王矩到广州赴任途中，在长沙“见一人长丈余”，自云“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王矩吓坏了，鬼因求纸笔，考虑到“君必不解天上书”，于是“更作”，让王矩到广州再看。王矩遵嘱看了，写的却是“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原来是催命符，“意大恶”。《刘洪》条中，鬼索纸作诗，“书迹婉妙”，甚至“可方王右军”。

　　《隋书·礼仪志》载，北齐时“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要么是特殊场合的严格要求，要么是那个时候写字潦草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后世医生写字，断然不是故意让患者看不懂，而且说到底病历和处方也不是给患者看的。医生之间、医生与药剂师之间，对医学术语、药名等的缩写，都有相应的约定俗成，所以他们相互看得懂，总体而言还不能归为潦草之列。然一旦潦草，药剂师便可能配错药，便可能导致医疗事故。大象公会的这篇文章说，美国国家医学院曾经发表过统计，在美国每年由误诊误治造成的4万多个死亡案例中，约7000个是因为医生写字不清造成的。这一点，无论哪国医生，落笔时慎重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