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摘 要]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迭代融合，是新技术条件下传媒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当前媒体融合已成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语言技术发展推动了媒体深度融合，同时媒体融合也对语言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做好新时代语言战略规划对于推进媒体融合战略、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媒体融合；语言技术；语言规划；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迭代融合，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新力量。媒体融合与语言关系密切，一方面，语言技术进步是推动媒体形态演变和深度融合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媒体融合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为了因应新技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课题，国家已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做好语言战略规划工作对于推进媒体融合战略、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一、媒体发展与融合中的语言
“语言符号是人类特有的工具，是一切传播的核心。”[1] 正是语言的出现使得“人猿相揖别”，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时代。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形式，同时也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活动的基础。语言对于传播活动的“核心”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传播内容或信息的“外衣”——离开语言这个载体，思想或信息的传播会受到难以想象的限制；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技术要素塑造了传播媒介形态和媒介文化，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急速发展的今天，语言所蕴含的技术力量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与传媒的影响是双向交互的，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语境”形塑出各种鲜活而独特的语言生活，媒体语言是社会语言生活的一种重要样态，其特点和功能需要予以关注和研究。
（一）语言是推动媒体发展的技术力量
技术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媒体融合首先是媒介技术发展和融合的结果（所以媒体融合有时也被称为媒介融合）。[2] 媒介技术的发展有各方面的促发因素，其中语言是最为基础和原发的因素。语言交流与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物理媒介如声波、光波。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技术。对语言技术(Language Technology)的理解有宽有窄。狭义的语言技术就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所说的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术，包括文本处理(Text Processing)和语音处理(Speech Processing)两大技术范围。[3] 广义的语言技术还包含与人类语言和言语活动密切关联的一切技术手段。“既指对语言进行处理的各种技术，也指对语言交际过程（编码、输出、传递、输入、解码、贮存）进行辅助及处理的所有技术。”[4]语言技术既包括语言活动所凭借的技术手段，比如对声波、光波等物理媒介的掌控和应用，也包括对语言及其媒介物进行加工和处理的技术，如广播、电视利用电波传送语言信号，计算机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处理各种模态的语言信息。自然语言处理是当前语言技术发展的新高度。
语言技术影响甚至决定了信息传播形式。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是口语。口语需要依赖人的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以对声波的感知和掌控为技术基础。但自然界的声波传导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决定口语时代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可以借助书写符号将稍纵即逝的口语“形式”记录下来，实现远距离传播、长时段保存，这是利用“光波”技术将口头语言“视觉化”的结果。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扩大了“视觉化语言”（书面语）的社会传播范围，催生了书籍、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形态。电波和电子技术使得语言的声媒与光媒有了新的载体，广播、电视等有声媒体成为大众传播的新样态，人类社会进入了声像传播阶段。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语言技术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编解码、存储、加工，并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迅捷传输，以数字化和多媒体为特点的网络传播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结合，催生了数字电视、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手机终端等以数字化和交互性为特征的媒体新样态。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当前，计算机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算法的不断升级，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合成、语义分析检索、知识图谱、人机对话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进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逐渐普及以及人工智能在媒体行业中一个个新的实际应用成果的诞生，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作用。人工智能给媒体行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推动着媒体运作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变革，人工智能正成为媒体纵深融合的关键着力点，为媒体向智能化发展赋能。”[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技术作为媒体发展动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受到媒体机构的广泛重视”。推动“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媒体融合战略，就要关注语言技术、发展语言技术、运用语言技术。语言技术与媒介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高度关联，在媒体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助推作用。未来人工智能条件下的媒体融合将进入智媒体时代，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标志的语言新技术将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二）媒体发展影响着语言生活面貌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在实际使用中会随着各种社会条件和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形成各种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ety）。语言在传播媒体上的使用就形成媒体语言。媒体语言是媒体传播领域的语言生活呈现，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语言相比，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同时媒体语言又因为媒介形态和使用语境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语域或语体特点，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类，比如根据使用媒介的不同分为报纸语言、广播语言、电视语言、网络语言等，根据传播内容可以分为新闻语言、艺术语言、广告语言等，根据传播者角色可以分为播音语言、主持语言、采访语言、配音语言等。媒体语言发挥着不同于一般社会语言的重要功能，主要有信息传播功能、舆论宣传功能、标准示范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审美娱乐功能等，所以对于媒体语言的管理和规范显得更加必要。在传统媒体中，以报章语言、播音主持语言为代表的媒体语言往往被视为规范和主流的标准化语言，是语言规范化的样板。在数字和网络新技术条件下，媒体语言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比如大量原生态的生活语言进入网络传播媒体，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媒体语言与生活语言的边界；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里的语言生活更加自由随意、标新立异，出现了小众化、个性化的网络用语（如“聊天语言”）。“一些网络语言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犀利传神、精确达意，其流行对丰富语言表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应看到，网络语言存在泥沙俱下问题，低俗浮夸语言屡见不鲜。”“不规范甚至低俗的网络语言绝非无伤大雅，实际上会对语言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6]加强网络综合治理，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发力净化网络语言。
二、媒体融合战略与语言规划
媒体融合是新技术条件下传媒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必将深刻影响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展。面对这一时代课题，国家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着手制定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战略不仅关系到传媒产业发展，更关系到新闻舆论走向和社会治理效能。语言规划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治理手段和调节措施，与媒体融合具有一定的“战略”协同关系。
（一）媒体融合战略的内涵与重心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体融合作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的重要举措，成为中央高层的决策议题。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形成了推动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11月印发这一《意见》，媒体融合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2014年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媒体融合元年”。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问题，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媒体融合战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融合战略从一开始就“高开高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进行战略擘划和思想引领，在多个重要场合论述了媒体融合战略的意涵和重心。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手段创新来破解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难题、应对舆论战场上的挑战，“特别是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媒体融合工作一开始就被置于舆论宣传的战略高地进行谋划运思。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这是对媒体融合战略的总体架构和实施目标的科学设计。2019年1月，在人民日报社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就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这就更加明确、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媒体融合战略的政治使命和战略意图。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将媒体融合作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战略举措进行规划，同时对媒体融合的发展规律和实施路径做出了科学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媒体融合要遵循“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的实施路径，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全媒体传播体系。先进技术、主流价值、创新管理成为媒体融合战略的三个关键支撑点，也是推动和深化媒体融合的三个工作重心。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一个包括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7]作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规划部署，媒体融合战略是一个意义深远、影响广泛、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需要与多方面多领域的社会工作和治理规划衔接融通、协同推进。
（二）媒体融合需要语言规划的战略支撑
语言既涉及媒体融合的技术发展，也关系到媒体传播的内容生产。媒体融合发展与语言生活建设的关系密切，需要得到语言规划的支持。所谓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简单说来，就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种工作的统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规划活动古已有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独立建国、国际移民日渐频繁，语言规划才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1959年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ue）在研究现代挪威的标准语（国语）问题时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语言规划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在社会使用中的种种问题，通常包括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语言习得规划(Language Acquisition Planning)和语言声望规划(Language Prestige Planning)四种类型。[8]语言本体规划是对语言本身的规划建设，包括语言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以及文字创制（改革）等；语言地位规划是确立某种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以协调不同语言关系等，如选择官方语言或国语，确定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等；语言习得规划也叫语言教育规划，主要是通过教育教学来普及、推广、传播某种语言；语言声望规划往往是为了确立或提升某种语言的社会声望或公众形象。语言规划除了针对语言本体的技术性建设外，更多地关注语言的使用和发展问题，具有宏观战略性。语言规划经常与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相联系，二者都属于公共政策范畴，不过语言规划比语言政策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它常常是语言政策的隐性或显性的体现，同时语言规划的结果又形成了关于语言的一系列制度、法律、规范、规定等。
重大的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和国家治理工程的一部分，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古代就有一些重要的语言规划实践，如秦始皇通过“书同文”的语言政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文化基础，这一制度延续至后世，直到清代还通过编纂《康熙字典》以“昭同文之治”。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切字音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等语言规划活动，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语文事业作为国家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得到中央最高层的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设计、指导了所有重大的语言规划工作，如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等。这些语言规划对于新中国的文教发展、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都产生了十分长远的影响。即便对报刊语言这类看似细小局部的问题，毛泽东也时时关注、高度重视。他对在报纸刊发的文稿十分留意，对其中的一些差错亲自撰写更正声明并及时登载。1951年2月，针对当时政务公文写作中存在的“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等缺点，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毛泽东还要求通过报纸和学校开展“一般文法教育”。[9] 遵照指示，中宣部邀请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刊发了由毛泽东亲笔改定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其中谈到：“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50年后的200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重温这篇曾经推动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历史进程的社论，仍觉耳目一新，它的基本精神，对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随着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社会环境和语言国情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语言生活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比如多语多言的语言生活初步形成、现实与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相互促进、城市与乡村的语言生活发生巨变、国内和国外两个语言场域需要统筹兼顾。[10]在这种背景下，语言规划的理念和方法也有了相应变化，一是语言规划的对象已经从静态的语言文字扩展到动态的语言生活，语言的使用状况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二是语言规划的手段从面向语言问题的管理转变为面向语言生活的治理，语言规划的公共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当前，在大众媒体急速发展、新旧媒体深度融合的条件下，面向媒体领域的语言规划和治理显得尤为必要，不仅关系到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更影响到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舆论价值和治理效能。
三、全媒体时代的语言战略规划课题
当前，媒体融合战略的推进重点是建设主流舆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集合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手段，融合了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移动新媒体等多种媒体形态，向受众对象和目标用户进行多渠道、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传播。在全媒体传播中，语言要素得到全方位吸纳和多模态呈现，标准语言与语言变体、通用语言与非通用语言、书面语言与有声语言、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等都可以成为信息内容的载体，媒体语言与生活语言的边界进一步消融，语言技术的支撑作用、语言规划的治理意义更加突出。全媒体传播对语言规划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需要超越传统的语言规划模式、从语言战略的高度进行思考和探索。
（一）在语言地位规划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语言功能规划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多民族多语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直接体现，也是我国语言政策的基本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四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第一百二十一条）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是我们国家一贯的基本方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语言战略规划的成果，是我们开展各项语文工作的指导。语言平等主要是指语言地位的平等，即各民族的语言，不论语言特点如何、使用人口多少、文字形态怎样，都应得到尊重、不能受歧视、不能被贬损。当然，语言地位平等并不意味着语言功能和使用状况完全一样。事实上，由于人口规模、通行范围、历史基础、文字发展等方面的不同，各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差异很大。在语言平等原则下，我国实行国家通用语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族际通用语。除了全国通用的交际功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与国家治理、政务活动、社会管理等场域紧密相关，成为国家形象的表征，具有崇高的功能地位和突出的认同作用。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11]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汉语方言以及繁体字都是重要的语言功能实体，具有各自的使用空间。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第一次由党的中央全会以决议的形式确定的语言政策与工作方针，也是新时代进行语言规划的基本依据。
在全媒体时代，需要通过具体细致的语言功能规划(Language Function Planning)来调节丰富复杂的语言生活。功能规划是中国学者提出的语言规划视角，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的结合与延伸，其任务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或者说是规划各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12] 在媒体融合的传播环境中，各种语言及其变体都可能进入媒体领域，但它们的功能分化更为明显。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承载和传播主流价值内容，是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和规划的。首先，要在全媒体传播中树立和强化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法定的地位和崇高的声望，是国家层面的工作语言，在信息传播、舆论宣传、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具有无法超越无可替代的作用。典范、标准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起到引领主流价值观念、营造积极向上氛围的作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一直是实施语言规划的重点领域，这些媒体语言能够代表较高的语言规范标准和语言生活质量。随着网络媒体、自媒体等的迅猛发展，媒体语言出现了种种失范现象，虚拟语言空间的非主流语言现象甚至低俗语言比比皆是。媒体融合过程中，主流媒体需要继续坚持语言生活的高标准、严要求，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引导建设活泼健康的语言风貌、清朗干净的媒体语言空间。其次，要为民族语言或方言留有适当的使用空间。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村寨、社区传承使用，有的可能是当地的通用语言文字，用在行政办公、司法活动、学校教育等领域，有的地方还有民族语言文字的报纸、广播、电视。民族语言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载体和样式还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媒体融合整合了区域性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媒体资源，能够更好地发挥民族语言文字在信息传播、社会服务以及文化认同方面的功能。当前，全国上下积极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举措。县级融媒体中心按照“媒体+”的理念，从单纯的新闻宣传向政务服务、公共服务领域拓展，融合了舆论宣传、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多重功能。根据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制定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担负着综合服务功能，包括民生、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如便民查询、健康养老、智慧社区、美丽乡村等业务。这些业务项目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如果以民族语言或方言作为媒介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工作效能、提升服务水平，同时也能扩大民族语言的使用空间。
（二）在语言本体规划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语言技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语言规划取得了很大进展，基本完成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三大任务是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会上提出的），同时也推动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力地促进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成为新时期语文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语文工作部门主导制定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中文信息处理的编码、输入/输出、编辑、排版等关键技术得到解决。这些成就为信息化时代奠定了语言文字的技术基础。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有的规范标准越来越暴露出适用性不足、针对性不强、延展性不够等问题。语言文字信息化需要向更具有交叉性和前沿性的领域拓展。特别是像机器翻译、语音识别与合成、自然语言处理等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研发，亟需建立超越语言本身的规范标准和规划措施，语言技术规划成为信息时代的现实需要。事实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已经开展这方面的规划工作。2012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制定《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将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提出要“加强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基础工程建设，开展以语言文字处理为核心的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建设语言文字数据库、资源库和学习平台。”国家语委在2014年还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更加突出了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任务，将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创新发展、语言资源建设和语言文字信息化平台建设作为重点工作。
在全媒体时代，人工智能赋予媒体更多的智慧特性，语言技术与媒体传播的关系更加紧密，人工智能语言率先在媒体上使用，成为与自然语言不同的媒体语言新样态。目前国内外一些重要媒体研发使用的写稿机器人（也叫新闻机器人或AI机器人），就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媒体进行“语言制造”的案例。新华社的写稿机器人“快笔小新”于2015年11月7日正式运行，可用于体育赛事、经济行情、证券信息等新闻稿件的写作，并在两会报道、奥运报道等场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体能精力、工作效率、准确率上与记者真人相比有很大的优势。[13]“快笔小新”其实是一个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新闻稿件创作的程序，但它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媒体语言生活。目前包括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网的dreamwriter、今日头条的“张小明（Xiaomingbot）”等在内的写稿机器人还属于“弱人工智能”水平，对数据的信息内容理解与概括能力不够，仅能用于写作财经新闻和赛事报道等数据密集、结构简单的稿件，缺少情感和审美的元素。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还需要更多包括语言技术在内的新技术支持。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位列其中。语言技术规划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紧迫需要。
（三）在媒体语言生活治理中重视语言伦理规划
人们的语言生活和言语行为常常与道德伦理相关，比如话语的是非善恶、言谈是否礼貌得体、言语是否典雅优美等，这些问题不是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过去的语言规划和管理涉及得不多，主要是靠社会道德舆论来规范匡正，报纸、电视等媒体语言可以起到正向引导的示范作用。但在“人人自带麦克风”的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中，语言失范问题比较严重，存在大量虚假、低俗、粗暴的言语内容，网络语言暴力成为一个社会问题。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想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4] 网络语言需要多部门多渠道综合治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曾通过联合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多个部门召开“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专题座谈会，发布《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倡议书》，推动净化网络语言环境。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也提出“引导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任务，并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突出“强化对互联网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和管理”的工作任务，并通过媒体语言监测、发布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对网络语言进行规范和引导。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治理需要依靠伦理和法治的力量。媒体语言伦理规划是一个新领域新课题，涉及到媒体管理、网络治理、语文工作等多个方面，需要多部门多系统协作进行，对其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运作进一步探索。
在全媒体传播时代，人工智能语言也进入传播领域，媒体语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像新华社的写稿机器人“快笔小新”、AI合成主播“新小浩”“新小萌”等，都是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它们“生成”的语言作品，成为新的媒体语言样态，丰富了媒体语言生活。但对与人工智能语言相关的问题，目前还缺乏研究和规范。比如，人工智能语言的属性是什么？如何评判、规范、管理其技术标准与生产流程？人工智能具不具有语言主体性？媒体语言的伦理管理和规划还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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