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为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本期思与辨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 主持人：赵 鑫

　　■ 嘉 宾：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李文军（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建立追溯体系不仅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控制，也有利于精准追责

　　主持人：《意见》提出，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建立健全以产品编码管理为手段的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这一举措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匡贤明：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持市场秩序的稳定，其途径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从过去情况看，我国事中事后监管存在漏洞，根源不在于政府不想管，而是缺乏监管的基础条件，即缺乏可追溯的工具。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建立健全以产品编码管理为手段的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恰恰弥补了“不可监管”“不可治理”的制度漏洞，使得这些重点产品可追溯、可监管，由此将会明显提升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

　　李长安：特殊产品的可追溯体系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欧盟，当时主要应用在食品安全领域，此后逐渐被推广到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直接关系到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领域中。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可追溯性定义为“通过登记的识别码，对商品或行为的历史和使用或位置予以追踪的能力”，即利用已记录的编码标记追溯产品历史、应用情况、所处场所等的能力。特殊产品可追溯体系能够收集产品生产链上各个环节的数据信息，由此便可以实现对产品全过程的有效监管和追踪，不仅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控制，也有利于精准追责，使监管体系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

　　李文军：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建立健全追溯体系，这有利于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通过追溯体系可以查询到产品的生产流程，给处于该流程上的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有助于激发出这些企业的产品安全意识；二是溯源体系有利于明确责任，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借助溯源体系能够快速定位到相关厂家，这可以有效防止问题产品进一步流入市场，避免负面影响持续扩散。

　　事中事后监管有更为充分的信息作为支撑，可以明显提升监管的效率

　　主持人：相比于事前监管，事中事后监管有哪些优势？

　　李文军：现代控制论要求管理者在活动开始前、进行过程中和完成后实施控制，以获得全面控制的效果，确保活动得以按计划完成。相比于事前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一方面能够弥补事前监管的漏洞，起到“兜底”的作用，另一方面，事中事后监管也有利于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既给新产业、新产品在前期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又在其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介入，守住安全红线和发展“底线”。

　　当然，要发挥事中事后监管的优势，一是要注重监管人员的权力分配和制衡，避免由于监管人员过失造成的监管失误，二是要改变以往单纯地采用反馈式控制 （即控制发生在行为之后），而是将前馈式控制 （即预测可能发生的问题）、同步式控制 （即行为过程中实施的控制） 和反馈式控制有机结合，充分运用监管资源，在各个阶段把握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加以控制和防范，提升风险的防控效果。

　　匡贤明：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经济活动很难从事前就予以规范和监管。更重要的是，事前监管很容易形成市场准入的门槛，由此对投资带来阻碍。相比之下，事中事后监管不是从经济活动的资格管制出发，而是对已经开展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管，既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特定问题，又不会对投资带来阻碍。另外，事中事后监管有更为充分的信息作为支撑，可以明显提升监管的效率。当然，要做好事中事后监管，还需要监管部门转变理念、改进监管方式。比如，在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多下些功夫，同时加强对大数据的使用，充分发挥“互联网+监管”的优势。

　　李长安：事中事后监管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宽进严出”的基本原则，这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以及实现精准监管，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具体来说，事中事后监管的优势体现在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准入门槛，大大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能够强化企业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另外，事中事后监管也是政府监管模式变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政府从单一的事先预防性监管，向更注重“过程监管”和“结果监管”的全方位监管转变。

　　构建协同监管格局，是《意见》中的一个最大亮点

　　主持人：《意见》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李长安：构建协同监管格局，是《意见》中的一个最大亮点。《意见》提出，要加强政府协同监管，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协同监管体系的建立，能够有效解决由于部门之间不协调、多头管理导致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我国跨部门、跨区域的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已初步建成，比如纳税人信用记录和评价体系、对失信人施行的联合惩戒机制等，这些制度有效地震慑和惩戒了违法违规的企业。当然，要构建协同监管格局，还离不开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只有将企业的相关信息统一到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上，打通部门各自为阵、信息数据割裂的“堵点”，才能使协同监管机制发挥出真正效用。

　　李文军：《意见》中加强政府的协调监管值得关注。单一监管部门制定的监管政策无法从整体上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监管部门协同制定政策更符合发展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在监管政策的制定、信息共享、协同执法等方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联动，实现对企业的有效引导。

　　匡贤明：首先，理念的转变是监管转型的前提。在监管理念上，从事前监管转向制度化、法治化和规范化的事中事后监管，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亮点。第二，在监管体系上，《意见》把市场自律放在政府监管之前，突出了市场自律的重要性，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三，监管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意见》把监管与服务结合起来，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