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贵州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消息，6月26日，有网民反映，疑似在贵州省毕节、凯里有未成年儿童被性侵。贵州省公安厅26日晚23时通报称，贵州省公安厅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属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核实。27日，经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贵州未成年儿童被性侵照片及信息系伪造。（6月27日《人民日报》）
在全民关注下持续发酵的“大连深夜施暴”案件取得重大进展后，26日下午，又有网友爆料，在贵州毕节孤儿院有儿童被性侵，一时引发了更多的声讨和愤怒。事件涉及的主人公，一边是无助的女性，一边是弱小的未成年儿童，拳打脚踢、猥亵、性侵等等字眼，无不挑动着受众担忧、愤怒的敏感神经。
在两次事件中，公共管理者的舆情应对表现显得可圈可点。“大连深夜暴行”事件曝出当晚，政务媒体@绵阳网警巡查执法首先发声，直至确认事发地点为大连前，广州、福建、四川等各地网警都迅速出动并及时排查网友线索。贵州公安厅在当晚便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通报，并在第二天中午迅速发布辟谣结果。
可以说，这两次社会事件中，公共管理者尤其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舆情应对能力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在政府机构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社会管理成为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及时回应、公布真相成为了公共管理者应对舆情事件的共识。
在牵动社会敏感神经的典型案件处理中，管理者首先应做到及时应对。无论事件的虚实与否，其形成的网络舆情本就暴露了社会的矛盾冲突和痛点，若政府部门对其视而不见，社会矛盾的伤口便只会越撕越大，民间、官方两个意见场渐行渐远。
“没有神秘就没有恐惧。”转变舆情应对思维，公开透明、及时公布可以防止网上各种不利猜测、质疑和炒作大肆传播，最大限度地压缩谣言形成空间。2017年四川太伏中学学生死亡事件中，出现了“被殴打致死”“政府包庇”等诸多被证实为谣言的虚假信息。但该地政府发布的信息还是遭到了很多网民的质疑，陷入了“越描越黑”的“塔西陀陷阱”。有分析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政府遇事总想大事化小，而不是第一时间向媒体和网友公布细节”。
在当前环境下，公众对社会安全感、获得感的诉求日益强烈，舆论对于管理者回应质量和回应态度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仅“快速回应”已不能满足需求，还需要相关部门重视线上疏导和社会综合治理，同时摸准舆论痛点，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政务微博、微信是公共管理者形象的“前台”代表，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的重新赋权，在影响网络中话语权力格局的同时，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社会民意的表达者和扩散者。从“大连暴行”到“贵州公安回应网络性侵传言”，一桩桩社会舆情事件的引爆和解决，留给管理者的不仅仅是“严惩造谣者”那么简单。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