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借助全球经济全面调整、深度重组、规则重构、治理重塑、秩序重建的战略机遇，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以“后发优势”战略性构建并提升国家经济发展能力，逐渐形成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竞争优势，具备前所未有的综合发展优势，这些优势汇聚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中国自信。
市场规模与市场质量叠加的持续发展优势
一方面，虽然中国接近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再，传统的“人口红利”无法持续释放，但劳动力结构改善与劳动力质量提升释放的红利潜力巨大，且具有可持续特征，由此引致的劳动收入增加、消费转型升级，必将产生更大的市场规模。消费提质产生的市场增长效应，将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重要内需力量。
另一方面，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生育政策的适时调整，使人口与市场的规模优势得以继续巩固和提升。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必将使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和人口质量提升的新“人才红利”持续释放，高素质劳动力产生的市场质量也将稳步提升。基于高素质劳动力、高创造性人力资本等要素所产生的巨大市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叠加。市场规模和市场质量的叠加优势将成为中国未来极大的发展优势。
制度优势与市场优势集成的创新引领发展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制度、体制、机制优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一制度、体制、机制的优势密不可分。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释放制度生产力，以合理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全面激发创新活力，激发创造、创业能量，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空间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提升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全面纵深推进改革，继续以制度、体制、机制优势集成创新要素，激活创新主体，以市场活力和效率优势支撑创新发展，建成创新经济体，建设创新型国家，并推动全球经济创新发展。
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凸显全面深化改革优势
中国正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政府有为担当公共职责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将释放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以“放管服”为抓手的改革措施，将进一步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全面降低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制度成本，全面激活经济潜能和经济活力，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支撑经济内生、持续、强劲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导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动能转换、经济结构优化、发展质量提升与发展效益提高，“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改革发展，将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不足。通过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彼此协同，必将提升改革发展的持续优势。
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的开放发展优势
当前，我国进一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改革、自由贸易港推进等对外开放的大机遇、大环境、大平台，加大以开放促改革、提高改革质量的力度。一方面，为中国发展开拓更广的空间，借助开放力量和开放资源，推动平衡发展、包容发展和持续发展，实现开放发展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度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对内开放，推动健全公平、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体系，通过内外开放深度联动、有效协同和互推互促，形成以大开放促大发展的开放发展综合优势。
迎头赶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内生科技竞争优势
世界级经济体的持续发展，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全球科技创新链条日益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加快，科技创新实践不断突破地域、组织和技术的界限，创新发展的国际格局面临重新布局和洗牌再塑。在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科技竞争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以绿色、智能为特征的群体性、颠覆型、系统性技术革命中，在由“后发劣势”转向“后发优势”的整体技术提升中，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逐渐具备持续、内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国家科技能力不断提升，前沿性创新进展令人鼓舞，初步形成发展的科技竞争优势。
市场规模与质量叠加，制度优势与市场优势集成，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互补，内外开放协同，科技竞争优势渐显，这些优势叠加、集成所形成的综合发展优势，必将为不确定的世界发展注入稳定、持续、积极的中国力量。
（王廷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邓伟华：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动力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