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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转型及路径选择

2019年05月29日 14:11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李俊江 王宁

  [摘要]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三次能源转型。在资源禀赋、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为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目标,能源转型的跨越式发展是必由之路。要充分认识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加强能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关键词] 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煤炭;能源利用效率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能源转型的概念

  通常认为,“能源转型”一词最早来源于德国。1982年,德国应用生态学研究所出版了《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一书,首次提出了能源转型(Energiewende)的概念,提出主导能源要从石油和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

  进入21世纪,随着能源转型逐渐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不少学者分别从新技术应用、能源结构、能量原动机、能源体制变革等角度对能源转型的概念进一步展开了研究。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能源转型应该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主导能源的转换。即一种能源取代了另外一种能源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能源结构的调整。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的能源消费数量的扩大和在消费结构中比重的上升,但并不排斥被替代的能源(旧的能源)继续被利用,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可以被更经济、更清洁、更有效地利用。

  二是能源系统的转变。能源系统通常是指将自然界的能源资源转变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特定能量服务形式(有效能)的体系。能源系统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系统之一,它既包括能源资源和与能源生产、储运、消费相关的物理设施、技术、知识体系等;也包含组织网络和相关的社会要素,如政府部门、企业、消费者,相关法规、制度和规则等。[1]

  在人类能源发展史上,每一次能源转型,不仅带来了主导能源的变化,还有技术的更新换代、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等。例如,随着石油、天然气逐步替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崛起,部分煤矿关闭;在分布式能源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能源使用者,而是与能源系统进行良性互动,根据能源供应的波动性主动进行能源管理,甚至成为产销者(prosumer)。[2]

  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学者们根据能源存在形态、新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能源原动机的变化、主导能源类型等标准对人类社会能源转换的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能源转型经历了四个时代,即柴薪时代、煤炭时代、石油时代和后石油时代;依次经历了三次转型,分别是指煤炭替代柴薪的第一次能源转型、石油替代煤炭的第二次能源转型,以及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能源转型。第三次能源转型究竟以哪种能源作为主导能源,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主导能源将从化石能源转变为可再生能源,所以第三次能源转型代表着可再生能源时代的到来。

  二、中国能源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2007年,第一份能源白皮书——《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发布,中国开启了能源转型道路。2014年、2016年,中国相继颁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 亿吨标准煤以内,要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3]

  (一)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但稳定供应面临挑战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能源消费一直处于增长态势。特别是2003至2005年,平均增速达到15.73%。2017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1.3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3.1%,连续17年稳居全球能源增长的榜首。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23.2%和能源消费增长的33.6%。[4]

  中国地域辽阔,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人均储量和储采比较低。2017年,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探明储量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3.4%、2.8%和1.5%(见表2),这三种能源的人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处于一个较低水平。[5]

  进入21世纪,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2017年分别达到68%和38%。[7]随着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加之人均能源资源储量较低、化石能源储采比较低等资源约束,能源潜在自给能力较弱,安全、稳定和可负担的能源供应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碳减排压力巨大

  2017年,原煤产量为35.23亿吨,同比增长3.6%,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2.9%;煤炭消费量为18.9亿吨油当量,在经历连续三年负增长后,出现反弹,比2016年增加了0.5%。[8]煤炭虽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十年前的73.6%下降到2017年的60.42%,但仍然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燃料,与世界水平(27.62%)以及美(14.86%)、德(21.28%)、日(26.40%)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仍然较大。[9]2017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50.72%,相当于以占世界2.2%的陆地面积消耗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煤炭,燃烧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70%以上,二氧化硫占90%以上,烟尘占70%以上。[10]2005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4.18%增长到2017年的27.61%。[11]

  作为《巴黎协定》承诺的一部分,中国计划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至65%。为兑现该承诺,中国减排压力巨大,特别是由于能源资源禀赋和国际能源市场的限制,煤炭等化石能源对于中国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来说都是刚性需求,而且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还会不断增长。2014年,以煤炭为主体的固体燃料消耗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72.2%,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12]因此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解决目前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通过能源转型改变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

  (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综合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2017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含水能)消费量达到3.68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7.5%,是10年前的2.4倍,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6.74%增长到11.76%。其中太阳能消费量增长最快,同比增长75.9%,从10年前的3万吨油当量增长到2017年的2448万吨油当量,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为91.1%;风能消费量同比增长21%,从10年前的296万吨油当量增长到6473万吨油当量,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为51.5%;生物质能、地热能消费量从10年前的336万吨油当量增长到1752万吨油当量,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为24.2%。[13]

  中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及产业技术水平均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已经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利用产业。部分技术跨入国际先进行列,光伏电池产品技术水平国际同步,多晶硅光伏电池效率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光催化制氢效率国际领先,太阳能热发电、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利用取得技术突破和进步。

  尽管可再生能源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综合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仍很突出。2010年,弃风弃光现象开始出现。2012年和2016年平均弃风率达到17.1%,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平均弃风率高达26%,达到历史峰值,其中内蒙、甘肃、宁夏、新疆、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区弃风率超过20%;2017年,弃风现象有所好转,平均弃风率下降到12%。[14]2017年,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但总发电量并未远超美国,利用率方面差异近50%。[15]2017年,太阳能平均弃光率为6%,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但是光伏的弃光率较高,达到14.1%,其中新疆(21.6%)和甘肃(20.8%)最高。[16]

  自200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以来,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由于发电成本较高,可再生能源与燃煤发电的电价相比,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电网企业因为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而需要额外付出的高于常规能源平均上网电价的金额,由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该基金主要来自于与全国工商业销售电量(农业电量免征、居民电量减征)一同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越来越多,补贴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补贴的资金缺口日益加大,按照目前的机制难以短期内得以解决。无法落实的补贴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可再生能源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失灵等问题,影响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四)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能源利用效率是投入的能源能获得多少效益(经济产出)或者为了获得一定效益必须投入多少能源的概念,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获得效益所需的能源就越少。1990年,中国能源强度,即每1000美元GDP(2011年不变价美元PPP)的能源使用量,处于较高水平(502.5千克油当量),能源利用效率较为低下,之后随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进步等,能源强度快速下降,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242.92千克油当量,下降了52%,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17]2014年,能源强度为175.3千克油当量,同比下降5.5%,但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126.49千克)的1.4倍。[18]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成为能源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

  2004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大致相当于美国1970年的水平,到了2008年与美国基本持平,之后反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这说明美国用了39年完成的能源消费增长量,中国仅用5年就已完成。而1970到2008年,美国GDP从1.08万亿美元增长到14.72万亿美元,增长13.6倍;中国GDP从2004年的1.96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增长2.35倍。[19]同样是一次能源消费量增长了40.6%,但GDP增长幅度差距却很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能源消费的急速增长为基础的。粗放型的能源利用方式,造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不仅导致大量的能源被浪费,而且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压力。

  三、中国能源转型的路径选择

  截至2017年底,煤炭仍然是中国能源结构中的主导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为60.42%,石油仅占19.42%。[20]因此中国仍处于煤炭时代。考虑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能源转型目标,中国的能源转型无法像世界上多数国家那样,依次完成从煤炭时代到石油时代,再到可再生能源时代的转换过程,而是要实现跨越式演进和迭代式发展,直接从煤炭时代迈向可再生能源时代。在能源转型的跨越式发展中,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充分认识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人类发展史上的历次能源转型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周期。从柴薪时代到煤炭时代的第一次能源转型,是以英国为代表,历时约70年。第二次能源转型是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是以美国为代表,历时约40年。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一次能源转型经历了约140年,第二次能源转型经历了约90年。目前,由化石能源时代迈向可再生能源时代的第三次转型方兴未艾,由于后者的能量密度低、资源的位置限制、转换效率等方面的特性,此次转型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21]第一次能源转型是一种固体能源替代另一种固体能源,第二次是一种化石能源替代另一种化石能源,相对简单。而第三次能源转型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多个品种可再生能源的组合体对一种能源的替代。因为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单一品种的能源都不能独立承担主导能源的重任,这种组合体对能量密度高、运输方便、技术成熟、转换方便的化石能源的替代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基于以上对能源转型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中国从煤炭时代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时代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必然要经历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需要选择合适的过渡能源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以保证能源的稳定供给。很多国家在能源转型的进程中都根据本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过渡能源。

  例如德国选择了煤炭作为过渡能源。德国富煤少油少气,石油和天然气大量依赖进口。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燃煤电厂在德国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宣布2022年彻底退出核能,弃核所带来的电力缺口由快速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和成本较低的褐煤发电来弥补。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参与市场竞价,电力批发价格不断下降,市场会主动选择性价比最好的电力,而不管其是否绿色,因此褐煤发电以其低成本优势在电力市场占据较大份额。同时,由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特点,为维持电网平衡,需要化石燃料电厂来调峰。燃气和燃油电厂成本高,启停不经济,相对来说,燃煤电厂更适宜成为调峰电厂。因此,即使德国被世界公认为是能源转型的领头羊,在碳减排方面压力巨大,但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仍保持在20%以上,2017年达到21.27%,火电在总发电量中的比重达到37.02%。[22]

  日本也是如此。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于2015年和2018年颁布了第4次和第5次能源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日本的主力电源,明确了到2030年的能源转型目标,即能源自给率从2013年的6.1%提高到24.3%;电力价格比现有水平下降2~5%;二氧化碳排放比2013年下降21.9%。为了实现该目标,能源消费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四大主体能源分别是液化天然气(占比27%)、煤炭(占比26%)、可再生能源(占比22~24%)和核能(占比20~22%)。[23]尽管煤炭消耗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但对于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讲,煤炭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最低,而且在化石燃料中每单位热能的价格最低,其仍被认为是提供电力基础负荷的重要燃料,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过渡能源作用。从本世纪初以来,煤炭在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呈增长态势,始终保持在20%以上,2017年达到26.41%,是近40年来的最高比重。[24]为了减少煤炭燃烧带来的环境压力,日本鼓励淘汰低效的燃煤发电机组,大力进行技术革新,通过发展和应用新一代高效燃煤发电技术,如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和煤气化燃料电池联合循环(IGFC)技术,以及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大幅度提高燃煤发电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日本计划利用褐煤等廉价海外燃料,开发与氢生产和运输有关的基础技术,建设国际氢供应链。

  德国、日本的实践对中国的能源转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综合考量资源禀赋、能源安全、环境容量和社会经济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煤炭应该被定位为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主要的过渡能源。一是中国富煤少气缺油,油气赋存不足,对外依存度高。二是在中国能源发展历程中,煤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电力供应结构中,2017年煤电占电力总装机规模的55.2%,占总发电量的67.1%,煤炭退出造成的缺口需要其他能源进行弥补,从目前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石油天然气的发展状况看,对煤炭的替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5]三是按照同等热值计算,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价是 1:9:3,煤炭仍然是最经济的燃料和原料。[26]四是考虑到风能、太阳能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特点,需要足够的灵活电源来进行调峰,由于燃气和燃油电厂的高成本,而目前的电源结构是以煤电为主体,燃煤发电成本较低,因此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的不断扩大,煤电机组将发挥越来越大的调峰作用。五是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2月底统计数据,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从业人数为442.4万人,减煤、去煤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27]

  简单的去煤化,不仅能源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实体经济也会因为能源成本的快速增加而受到影响,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煤炭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最经济可靠的能源基础,但为了减少煤炭开发利用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要大力推动煤炭的清洁高效生产、利用和转化。要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中长期煤炭消费总体控制目标,并具体分解到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求高耗煤产业和地区建立逐步削减煤炭用量的时间表,并通过有效的制度进行监督落实;通过价格、税收、碳交易等手段,将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消除隐性补贴,通过提高煤炭的使用成本,降低能源消费中煤炭的高占比,同时促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要进一步限制煤电的新增装机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规定现有煤电机组的生命周期,逐渐淘汰低效的煤电机组;对现有煤电机组的技术方案和运行方式进行升级改造,让他们在发挥基础负荷作用的同时,提升调峰能力;提高燃煤机组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发电厂将排放强度保持在一个较低标准之下;大力进行科技创新,加快对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二)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初期,受到上网电价补贴等政策的刺激,产业发展迅速;在技术趋向成熟、装机规模不断扩大之后,要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目前执行的标杆电价机制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是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初期建立的,以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进行测算。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大幅下降,上网电价补贴对于其发展的边际刺激效应相应地大幅降低,因此要及时对标杆电价机制和补贴政策作出调整,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于技术较为成熟、成本不断降低、装机规模较大的可再生能源,可以结合全额保障性收购、绿色证书交易等制度,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补贴完全退出,并鼓励其电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对于技术尚未成熟、装机规模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通过建立上网电价补贴逐年递减制度,鼓励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根据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阶段,适时推行配额制,对电力消费设定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约束性指标,除了通过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为主要方式外,还可以通过认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在交易市场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配额完成量等方式完成指标。配额制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鼓励、支持和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充分利用和优先发展。

  1.加快电力市场化改革

  目前的电力市场以计划调度为主,火电机组的年度电量计划是刚性计划,电力调度为了保证火电年度发电量和大用户直供电计划的完成,不得不限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量空间,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越来越难以落实。因此,要改革目前计划调度机制,试点以成本效益为基础的经济调度。不同发电类型按照边际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上网,可再生能源发电边际成本最低,可以优先上网满足电力需求。经济调度可以首先在省级或区域建立试点交易系统,允许以较短期的电力产品和交付时间进行交易(如日前交付、按小时结算),并加强系统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建设。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建立面向公众和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数据平台,提供透明的系统与运行数据,并逐渐整合省级电力和区域短期市场,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短期市场。

  2.打破电力市场区域和企业垄断的格局

  目前电力市场分为若干个省级市场,这些市场自成体系、自我平衡、相对封闭。电力供需区域间不平衡,东部电力需求密集,电厂集中,污染严重,但仍供不应求;西部负荷低,无论是化石能源资源还是可再生能源资源都很丰富,电力供大于求。受到现有电网结构和电网布局等的限制,西部低负荷区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并网能力严重不足,无法在当地消纳的电量在现有省级电力市场格局和计划调度的机制下很难实现有效的跨省调度和交易。因此要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全国联网,打破省级垄断、区域垄断和企业垄断,提升电网规划环节和电力调度环节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建立全国范围的电力系统规划、电源结构调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机制,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市场消纳的需求。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格改革,试点通过在对输配电企业成本收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制定价格上限,把入网价格和企业利润保持在一个既不失公平,又能刺激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水平上。

  3.不断增加电力系统运行的灵活性

  为适应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间歇性和波动性特点,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的不断扩大,电力系统需要不断增加弹性来进行消纳和调峰。但是目前发电侧灵活性电源较少,调峰能力较差,特别是技术方案和运行方式尚未升级,以及缺乏调峰补偿的激励机制,火电机组的调峰能力远低于国际水平。此外,用电侧峰谷电价、分时电价等需求侧管理和响应机制尚未建立,导致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较弱。因此要通过建立电力辅助市场补偿机制和开展技术升级改造,提升火电机组的灵活性,在满足基础负荷的前提下,实现负荷跟踪运行模式,发挥调峰电源的作用,同时对燃煤机组的调峰进行奖励或补偿,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

  (三)加强能源综合利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是人均能源消费量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是德国的60%。[2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能源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因此,必须通过提高能效,实现两个降低和两个提高,即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提高能源生产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立法等手段,将保护环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节能和提高能效的相关政策目标加以确认,形成中央和地方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能效和节能的政策制度和标准体系,为实现能源转型提供制度和法律支撑。通过采取财政补贴、融资优惠、税收优惠等经济手段,引导和鼓励企业及个人不断提升能效和促进节能。

  1.大力推动能源的综合利用

  中国目前的能源系统,如电力系统、热力系统、石油系统、天然气系统,基本上都是单独规划、单独设计、独立运行的,彼此间缺乏协调配合和相互转化。要加强对能源的综合利用,提高燃煤和燃气发电项目热电联产的比例,在发电的同时将余热输送到热力管网,为居民提供供暖及制冷服务。根据不同能源的特性,将以化石能源为燃料的热电联产机组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进行有效关联和智能控制,在风电、太阳能发电充足的情况下,让热电联产机组发挥调峰作用。当热电联产机组提供的热力无法满足供热需求时,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驱动的电取暖或热泵等装置来补充,形成多个能源来源的优势互补以及多种能源形式的相互转化,促进能源的综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因地制宜地推广分布式能源

  中国可以在边远地区、农村以及独立社区以分布式供能方式开发建设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和热电联产项目,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发展分布式能源是解决农村用能问题的有效手段,不仅能够满足农村基于本地特点产生的用能多样化的需求,因地制宜地选取一次能源,如煤炭、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而且基础设施靠近用户端、直接应用、独立运行,可以增强农村能源的自给能力。此外,通过秸秆发电、沼气工程、垃圾发电等有效的利用方式,还能够减少农业资源、生活垃圾和污水带来的环境负担,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农村的人居环境质量。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能源转型也同样处于重要的历史节点。新一轮的产业和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风起云涌。中国要把握这一历史机遇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从以煤炭为主导的高碳能源时代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低碳能源时代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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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俊江,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能源集团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