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
[摘要]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适应新时代经济工作要求的必然选择。通过构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对2005—2014年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作进行定量化评价，发现全国和各省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存在突出问题。未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更加注重提升创新的实际应用成效、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加强政府绿色环保政策的稳定性、加大对内开放力度、缩小城乡初次分配差距、注重五大发展理念的协同、提升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发展方式转变水平。
[关键词] 发展方式转变；指数；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自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来，中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成绩十分显著，而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对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尤其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评价指数，纵向评估中国在2005—2014十年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横向对比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推动各自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客观呈现全国和各省级行政单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就和问题，并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阶段迈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
（一）指标选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大理念涵盖了过去20多年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乎全部内容，也代表了未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努力方向，因此五大新发展理念自然成为评价指数的一级指标。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每一个一级指标下设计若干个二级指标。在创新发展一级指标下，设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四个二级指标，从创新的过程和结果全方位考察创新发展的实现程度。在协调发展一级指标下，设经济结构、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三个二级指标，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两个文明发展的角度全面考察协调发展水平。在绿色发展一级指标下，设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二级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实际资源环境保有量和政府对环保的支持力度等角度全面衡量绿色发展水平。在开放发展一级指标下，设政府职能转变、非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深度、对外开放结构、对外开放效益等五个二级指标，其中前两个二级指标衡量对内开放程度，后三个二级指标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在共享发展一级指标下，设发展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三个二级指标，分别从硬性公共产品分配、软性公共产品分析和二次分配实际效果等角度全面衡量贡献发展水平。
对于每一个二级指标，我们根据其经济含义和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分设若干个三级指标。至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三级指标体系的构建基本完成。综合指数由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56个三级指标构成。具体的各级指标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二）权重设置
一级指标的赋权采用德尔菲法，德尔菲法是依据系统的程序，通过专家进行多轮次调查、综合各自匿名发表的意见进行预测并达成一致的结构性方法。根据专家打分的结果，最终得出创新（0.28）、协调（0.24）、绿色（0.20）、开放（0.15）和共享（0.13）的权重。
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在一级指标所分得的权重下进行设置，由于每一个二级指标下都有若干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的权重由三级指标的权重之和自然形成。三级指标的赋权采取熵值法。熵是信息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方案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权重也就越大。采用熵值赋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法的缺陷。熵值的计算需要依赖数据，本评价指数采用的数据库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2006—2015年的年鉴数据，十年的跨度对研究全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动态转变的水平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并且从时间上看也与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期间基本吻合。经熵值法测算出来的各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指标体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数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总指数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经测算，得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从2005年到2014年的变化情况，我们将总指数和五个一级指标指数的变化情况用图1和图2显示出来。根据表1中显示的总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成，从2005年到2014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水平基本上呈持续上升的态势，说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情况是不断向好的。但是，在2010年到2011年期间，总指数有一个明显下滑的趋势，通过分析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发现2011年总指数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创新指数、开放指数、绿色指数下滑的拖累所致。其中，由于创新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最高，因而创新指数的下滑为主要拖累因素。通过进一步考察创新指数下的各项三级指标，我们发现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在2011年有明显的下降。2011年，由于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在前一年年底全面结束，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同时在2011年国家为了稳定就业，出台了较为密集的刺激就业政策，在这一年的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上创造了过去九年的新高，城镇新增就业达到近1300万。在这种消长变化之下，作为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员数量之比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应地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并拖累了创新指数和总指数出现下降。
图1 总指数变化情况
图2 一级指数变化情况
此外，根据图2显示的一级指标测算的结果，创新指数除了2011年和2008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基本上在十年间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协调指数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绿色指数总体上是前高后低，2010年以前的涨势非常明显，2010年之后基本上处于一个横向波动的态势；开放指数呈现小幅波动上升；共享指数与协调指数基本保持一致，呈现前低后高的变化趋势。
从五个一级指标在十年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创新指数、绿色指数、开放指数这三个指数与协调指数、共享指数这两个指数构成了一组相互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当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指数上升的时候，协调发展、共享发展指数将趋于下降，反之亦反。这说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五个方面在水平上的变化从逻辑上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创新发展与开放发展往往发生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而这些地区的这种发展态势的向好，在客观上会加剧区域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对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指数有负面的影响。同时，绿色发展态势向好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强度较低的时候，同样会对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指数产生负面影响。两组指标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内生决定的。
（二）分指数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每一个一级指标的变化情况，要结合其下的二级指标变化情况来进行分析。我们将测算出来的五个一级指标及其二级指标的指数值在图3—图12中显示出来。
对于创新发展指数，在其下的四个二级指标中，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指标基本上是一种波动上升的态势，而创新成效指标在十年间基本上保持同一水平，而且波动幅度很大。通过对创新成效下三级指标的分析，发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的比重两个指标的表现较差，这说明我国在这十年间用研发经费衡量的创新投入较大，用专利和发明数量衡量的创新产出较大，但是从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实际成效来看，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如图3—图4）。
图3 创新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4 创新发展二级指数变化情况
对于协调发展指数，其下的二级指标主要有经济结构、区域发展水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构成。从各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水平基本上是呈上升的趋势，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协调，呈前低后高的V字形反转趋势，波动较大。说明在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取得的成绩要好于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反映的社会协调发展领域的成绩（如图5—图6）。
图5 协调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6 协调发展二级指数变化情况
图7 绿色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8 绿色发展二级指标变化情况
图9 开放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10 开放发展二级指标变化情况
图11 共享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12 共享发展二级指标变化情况
对于绿色发展指数，其下的三个二级指标主要有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从各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这十年间是呈持续好转的态势，而产业的绿色增长度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度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到后期基本上停止了上升。这反映出政府环保行动的持续性上不够稳定，这在现实中集中表现在很多地方采取的运动式环保等做法上。环保政策的延续性不强，在绿色发展指标上集中反映了出来（如图7—图8）。
对于开放发展指数，其下的五个二级指标中，前两个二级指标体现的是对内开放，后三个指标则体现对外开放程度。从每个二级指标曲折的变化趋势来看，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这个二级指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政府的“放管服”等改革在这十年间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对于非公经济发展二级指标来说，数据反映出的是一种持续上升的态势，这可能是与指标数据的时间选取在2014年以前有关，并未能充分反映出近年来我国非公经济发展所遇到的相对严峻的形势（如图9—图10）。
对于共享发展指数，其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包括发展基础，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化。从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发展基础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呈现一种上升的态势，上升的速度有快有慢，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有恶化的趋势。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城乡收入的相对增速，农村比城市稍快，但是从绝对收入差距来看，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从而在指标上有所反映（如图11—图12）。
三、各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数的测算结果及比较
除了对全国层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情况和各分指数变化情况进行测算之外，我们还测算了各个省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选取了2005年和2014年两年的数据来展示各省转方式指数的变化情况。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在十年间的发展方式转变指数以及各一级指标变化情况用图13—图18进行显示。
图13显示了各省在10年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变化情况。首先，经济发达省份它的转方式绩效明显的要好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而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更多的还是依靠资源推动和要素推动发展，对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实际需要会相对滞后。其次，31个省份的转方式总指数2014年比2015年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如果相对来看，东北的三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十年间的转方式指数提升程度是比较小的，这说明东北地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
图13 各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变化情况
我们进一步来具体地分析每一个一级指标在各个省的变化情况。图14显示了各省的创新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31个省份的指数变化情况展现出更为明显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正相关性。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创新发展指数的数值要明显地超出其他的省份。此外，在2005年时排名第一的上海，在创新发展方面到2014年仅排名全国第四，跌落到第二集团，明显落后于北京和广东，这说明上海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的步伐有所放缓。这与直观感受较为相符，近年来上海在创新型龙头企业等创新发展的显性指标上的确落后于北京、深圳等城市。
图14 各省创新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15显示了各省的协调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十年间协调指数的提升是比较有限的，相对于总指数和创新发展指数，协调发展的进步幅度比较小，说明我国的协调发展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这也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吻合的。 此外，相当一部分省份在这十年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还有所下降，比如东北三省中的吉林和黑龙江，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西北地区的宁夏、新疆这几个省份，在协调发展水平上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图15 各省协调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16显示了各省的绿色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31个省份在绿色发展方面十年间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并且提升的速度很快。此外，除了北京市以外，其余各个省份之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线上。这说明在这十年间，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各地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从而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绿色发展成效，没有任何一个省的绿色发展水平出现了倒退。
图16 各省绿色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17显示了各省的开放指数变化情况，首先，对于传统的高开放程度省份，如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的省份，在开放发展方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领先地位。其次，对于一些中西部内陆省份，比如四川、重庆、陕西以及河南等，十年间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14年的开放发展水平比2005年有了很大的提升。四川和重庆在2014年的开放发展水平甚至已经赶上了广东省。
图17 各省开放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图18显示了各省的共享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与2005年相比，2014年各个省份的共享发展水平普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与协调发展的变化情况相似，而二者在逻辑上也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从二者的区别上看，协调发展更多地关注创造财富的初次分配，而共享发展更多地是关注分享财富的二次分配，如果把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对比来看，共享发展水平在这十年间的提升程度明显高于协调发展，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在二次分配上的取得的成效要好于初次分配。
图18 各省共享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在继续加大可量化的创新投入和优化创新产出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实质性的创新成效。从创新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二级指标中的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相对而言，创新成效上升的趋势不明显，且波动较大，从而拉低了创新发展指数的提高速度。具体而言，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比重、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的下降较为显著。因此，应通过采取更加具有目标导向的创新激励手段，提高科技、管理等领域创新的实际应用效果，促进创新发展。
第二，要在继续推进产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从协调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二级指标中衡量经济结构的投资消费比例、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等指标，以及城乡发展差距指标都有明显改善，而精神文明与物质问题相协调指标在前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给协调发展指数带来负面影响。其中，犯罪率、离婚率、公共文化建设投资等指标有明显恶化。因此，应充分重视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工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确保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
第三，要在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推进绿色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环保政策的稳定性，防止运动式环保。从绿色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二级指标中产业绿色增长度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指标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在后期停止了上升的趋势，且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虽然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一刀切、运动式环保的做法仍然普遍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提高环保治理的科学性和政策的延续性。
第四，要在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对内开放的水平。从开放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二级指标中的对外开放程度、效应、结构在波动中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衡量对内开放水平的指标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遏止地方保护主义，降低国内市场交易成本，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五，要在继续推进城乡二次分配均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城乡一次分配差距的缩小。从共享发展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二级指标中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但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却出现扩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虽然略微高于城市居民，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依然在快速拉大。在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扶贫等二次分配手段促进均等化发展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机制的建立。
第六，要在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政策协调问题。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五个一级指标中，呈现出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与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两组之间一定程度上的消长关系。这种消长关系有些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有些则是需要政策加以协调的。对于后者，应通过建立完善各类创新成果的普惠机制、加大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特殊优惠政策向欠发达地区的倾斜程度、构建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等手段，形成五大新理念的发展合力。
第七，要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更加注重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发展。首先，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一线省份要继续大力推动创新发展，发挥出增长极的作用。其次，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在协调发展、开放发展领域显著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须加大推进转型的力度。再次，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贵州等省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进步较快，但尚不稳固，绿色发展任重道远。最后，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普遍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这可能是由发展阶段决定的。在推动转型过程中，要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机制，抓住重点，避免冒进。 （课题主持人：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执笔人：邹一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