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谢宜泽 任 皓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区别以往的最集中体现。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符合七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也符合唯物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和后发国追赶的逻辑演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引领，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合力作为战略布局。

　　[关键词]经济大国；质量第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这标志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探索与调整之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站在发展思路转变的时代交汇点，如何从历史和逻辑演进视角认识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以人民为中心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进行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从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基于唯物辩证法、古典经济学以及后发国追赶的逻辑演进关系，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系出发，提出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数量追赶一直是过去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数量缺口”到“数量第一”，即1949年至1977年；第二阶段是从“数量第一”到“数量大国”，即1978年至2017年。

　　（一）从“数量缺口”到“数量第一”：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我国始终存在巨大的“数量缺口”。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7%，但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却只有4.5%，[2]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严重失衡，其中又以工业产品和基础设施等的数量短缺最为突出。

　　从工业产品数量上看，尽管我国人口居世界首位，但是主要工业品产量却居世界后位。我国钢产量、发电量、原煤产量等主要工业产品数量不仅严重低于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1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印度有8种均高于我国，钢与生铁的产量甚至高出5-7倍。[3]从现代基础设施上看，我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倍，是日本的20多倍，与美国相当，但是1950年铁路总里程却分别仅相当于印度的40%，日本的81%以及美国的6%。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铁路营运里程仅为2.18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为7.36万公里，公路里程为8.07万公里。贝罗奇的研究指出，1952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实际低于英国1860年的水平，低于法国1890年的水平，仅接近于俄国1910年的水平。[4]在当时看来，我国与当时先进国家工业水平相差在100年以上。

　　在“数量缺口”如此巨大的初始条件下，我国开始了以“数量第一”为目标的工业化追赶进程。通过混合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1950-1957年期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57年的产量相当于1952年产量的2-4倍。此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也迅速发展，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3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22%，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5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计算，[5]从GDP年平均增长率看，这一时期我国为7.8%，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4.8%，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也由4.5%提高到5.5%。

　　之后在“苏联模式”和“莫斯科共识”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先后采取了一些脱离国情的过急过快的赶超战略，使得我国工业化探索道路遭遇重大挫折。不过，总的来说，从历史纵向比较，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数量缺口”已经明显有所缓解，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我国在世界主要的7种工业产品产量中，居第一位、第四位、第五位的分别有1种，居第三位的有2种。[6]然而，从国际横向比较，当时我国的数量追赶依旧任重道远，1950-1973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我国没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86%，与世界总体增长率（2.90%）大体相当。

　　（二）从“数量第一”到“数量大国”：1978-2017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我国更加突出了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数量第一”经济发展政策，表现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总量规模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见表1），通过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或“翻两番”，促使人均量“翻一番”，从而实现跨越式地数量追赶。

　　表1 党的十二大至十八大历次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作为这一时期内生的最优政策选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以“数量第一”为目标的追赶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不仅弥合了长期以来的“数量缺口”，还提前实现了历次“翻番”的经济增长目标，创下了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数量大国”，堪称“中国奇迹”。

　　一是创下了世界经济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记录，从1978年到2017年长达近40年。二是创下了世界经济最高增长记录，这一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高出7.2%的“翻番”预期目标2.3个百分点，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居世界前列，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法（2011国际美元）计算，已于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位。三是创下了世界人均GDP跨越式发展记录，这一时期，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5%，从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75位跃升为世界21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97位。四是创下了世界工业化发展记录，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已于2011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年均增长率高达10.8%，[7]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22大制造业门类中，目前我国已有17个行业的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五是创下了世界贸易增长记录，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已从1978年的世界第29位跃升至2013年的世界第1位，年均增长率高达18.6%，[8]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仅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下行和调整区间，我国经济增长率也从以往平均每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持续下行。在经历了两轮下行台阶之后（见图1）， 已进入6.5%-7.0%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区间，经济长期增长呈现“斜L字型”态势，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数量追赶的速度正在趋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急迫性。

　　图1 中国GDP增速及预测（2001-2030）

　　二、从“数量”到“质量”的三重逻辑

　　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它必将经历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跃迁，这种跃迁符合质量互变的唯物辩证法逻辑、质量并重的古典经济学逻辑以及先量后质的后发国追赶逻辑。

　　（一）质量互变的唯物辩证法逻辑

　　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的历史性变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和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作用于我国特定发展时期的动态反映。量变和质变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结合体。在事物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当量变达到一定限度时，量变就转化为质变。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既需要重视“量”的积累，又需要不失时机地促成“质”的飞跃，将事物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数量和质量是一对始终存在的客观矛盾，它们二者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下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充分肯定、延续并凝练了八大的提法，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从贫困到温饱，从初步达到小康水平到最终建成小康社会，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9]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党的十九大之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首先是量的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因此迫切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九大之后，量的需求得到了基本解决，甚至部分行业还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便转向了质的方面，因此需要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质量并重的古典经济学逻辑

　　与遵循实证主义方法论并以数值判断为基础的数量分析不同，质量分析遵循的是规范主义方法论并以价值判断为基础，质量分析首先确立的是处理经济问题的价值标准，因而也是建立经济理论的前提。[10]然而，当今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探讨的却是数量问题。无论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均衡都是商品市场或要素市场数量的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为流行的增长理论也是如此，无论是索洛的外生增长理论还是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增长都是数量意义上的增长。诚如科尔奈所言，翻阅一下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浩瀚文献，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几乎完全被忽略。[11]无独有偶，金碚也指出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模型倾向，质量基本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12]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古典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除了重视价格等数量概念之外，质量概念也受到同等重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就指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劳动本身存在量和质的差别，劳动的品质可以参照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工作强度评定。[13]此外，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时也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14]可见，追根溯源，质和量是任何事物不可剥离的两重属性，质量并重是古典经济学看待问题的基本态度。

　　（三）先量后质的后发国追赶逻辑

　　作为一种正常的追赶逻辑，成功的后发经济体，无一没有经历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型到质量型的结构性转变。格申克龙指出，作为追赶型或赶超型经济体，它们的工业化通常利用后发优势和本国优势，以较高的制造品生产率大爆发式的开始。[1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根据对追赶进程和后发优势的相互关系，也总结了追赶型经济体将先后经历的三种增长形态，即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和创新引领型低增长。[16]追赶型经济体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体规模的追赶，一旦经济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期，成功的后发国家又无一例外地把质量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GDP跃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之后，它适时地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质量发展战略。同样地，20世纪60年代，日本首先实施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规定在1961-197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9%。当日本GDP先后超过法国、联邦德国，跃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之后，它也及时地提出了“质量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作为另一个实现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也实施了21世纪质量赶超计划，凭借国家意志推动发展方式的质量型转变。

　　由此看来，“数量”与“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先量后质是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跨越“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继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接力追赶的一般性历史经验。

　　三、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价值引领，并贯穿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过程。

　　（一）以人民为中心引导高质量发展方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任何发展方式都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就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罗斯托曾预言一国经济成长必将依次经过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7]由此表明物质现代化必须服务于人民现代化，追求生活质量是所有发展方式的最终指向，推动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也就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发展的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同时还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发展过程中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感、公平感、成就感。高质量发展依靠人民，还需要努力创造各行各业劳动者、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等多元主体发挥作用的平台和环境，努力破除制约人员流动、人才晋升、人事安排的思想束缚和制度藩篱，肯定包括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贡献和价值，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合法产权和正当权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二）以现代化强国合力布局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形成了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以及世界一流军队等强国目标战略体系。它们本质上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都是同目标（强国目标）、同方向（2050中国）、同步骤（分两阶段）、同动力（创新动力）的，构成了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合力。因此，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至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历史进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的战略基础与行动方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世界科技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基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更需创新引领。只有科技强国建设顺利推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基础性研究不断取得突破，科技成果得到有效转化，在2050年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占据未来科技制高点，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都经历了高速增长，其中研究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6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7万亿元，占GDP比重从0.89%提高到2.11%，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世界专利申请量从2000年的5.2万项增加到2016年的133.9万项，占世界总量比重从3.77%提高到42.79%，远超美国和日本。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创新大国并不必然是科技创新强国，在基础创新与专利申请领域我国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突出问题。2017年科睿唯安全球前100创新者报告中，我国仅有华为一家入选，尚远低于日本（39家）和美国（36家）。由此看来，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仍然存在继续强化的空间，因此亟需继续深化改革、强化激励、加强合作，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第二，世界制造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口的迫切要求，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因此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攻方向还在于制造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重振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复苏，世界主要大国都提出了制造业回归计划，包括德国工业4.0战略、法国新工业计划、英国制造业2050计划、日本产业复兴计划、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等。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我国只有积极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制造强国建设，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良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先进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重点领域，建成一批制造中心，培养一批大国工匠，到2035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2050年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才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第三，世界质量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品牌基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天然地包括推动世界质量强国建设，全面提升品牌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与管理质量，打造中国质量标签。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是我国经济三大转变之一，它不仅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外在延续，更是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的内在要求。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前瞻性地着手质量发展长期制度建设，并先后出台了两个相互衔接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即1996年发布的《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年）》和2012年发布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推动质量振兴和质量发展。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发展之路，形成了一批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和重点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大体建成。2008年我国在《全球最具价值品牌世界500强》还仅只有15个，居世界第7位；2017年已经增至57个，跃居世界第2位。下一步应当继续鼓励我国企业构建自主品牌，成为中国名牌，打造中国全球名片。此外还需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质量强国战略目标，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质量发展纲要（2021-2035年），一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世界质量强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质量基础；二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质量强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更加全面的世界高水平的质量基础。

　　第四，世界贸易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基础。全球化是构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根本要素，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18]实践证明，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19]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建设世界贸易强国为依托。通常而言，世界贸易强国具有贸易规模大、贸易基础强、贸易结构好、贸易收益多、经贸结合紧、贸易环境优、贸易地位高、本国货币硬等特征。[20]目前我国除了贸易规模基本建成之外，在强化贸易基础、优化贸易结构、深化经贸合作、改善贸易环境、提高国际贸易话语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加快世界贸易强国建设，不仅要加快推动中国制造走出去，更要加快推进中国品牌走出去，不仅要使中国产品走出去，更要使中国服务走出去，加强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与产品质量，充分发挥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的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货物和服务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在更加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五，世界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高素质人才，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自《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以来，我国各项人才呈现爆发式增长，2008-2017年我国学成归国人员累计达到281.2万人，学成归国率已经达到80%，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将从2008年的1.14亿人增加到2.2亿人，超过原定1.8亿人的目标，庞大的人才规模将为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在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我国还存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人才结构和地区分布不够合理、人才发展激励机制不够有效等问题。因此，世界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在完成2020年总体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继续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着力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和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形成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巩固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延揽和储备人才。

　　第六，世界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是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基础。交通连接东西南北、城市乡村，网络构筑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是推动现代经济社会一体化深度融合的物质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和掣肘。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努力，目前我国高速铁路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港口万吨级泊位均居世界第一，全社会客运量、货运量也稳居世界前列。此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止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可见我国已然成为世界交通大国和网络大国。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国应当努力向世界交通强国、网络强国迈进，弥补综合运输效率、物流运输成本、农村交通建设以及互联网创新能力、信息资源共享、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交通和网络短板，抢占后高铁时代智能交通先机，建成安全、高效、便捷、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落实“互联网+”行动，推进三网融合，建设“宽带中国”。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区别以往的最集中体现。高质量发展是高速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从发展历史视角还是逻辑演进视角，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都是我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工作必须把握的大前提、大逻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必须充分利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合力，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贸易强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的过程中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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