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部分媒体论及地方政府的困难及明年的地方经济走势，表达了担忧。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
我国从5年前开始将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超高速向中高速调整，目前看调减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当时的目标有三个：一是中国经济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最后一段。为准备完成从中高收入阶段向更高收入阶段的“惊人一跳”，增长动力需要从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型向创新驱动加需求拉动型转换。现在看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今年年底，内需为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由调整初的不到50%增加到60%以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是创新驱动在传统产业部门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等方式全面展开;市场主体企业注册速度加快。2017至2018年，每个月平均注册市场主体类中介在100万左右。反映在创新驱动方面，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互联网经济领域，中国快速奔跑，高端制造、灵巧智能制造以及机器人产业都获得了不俗成绩。
三是建好绿水青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三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由于此次宏观调整具有超前性质，在避免经济过度震荡和波动同时，主要调整目标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宏观经济的调减任务进入尾声，而不是步入寒冬。
与任何宏观调整一样，此轮经济调整总会带来被调整经济体的阵痛，除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在调整中出现流动性和投融资难之外，这些困难也以不同的方式传递到它们的所在地——地方经济中去。这在企业层面反映为商业票据贴现难，在地方政府反映为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地方重大工程，因各种流动性困难和到期债务的刚性兑付日期，出现违约和各种社会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要把地方政府经济的困难分为三类，第一是经济发达、资金雄厚的中心地区，它们的债务问题不大;二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几年在龙头城市高速发展带动下，重复和补缺沿海五省三市经济发展的历程，债务问题往往被发展带来的新增收益化解了，三是较为困难的地区，这些地区在高速发展中形成的土地、资源和矿山收益等债务，由于资源价格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较长，加上新收益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地方债务的刚性兑付出现问题。据我们实际调研，这类地区的总量并不大。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全覆盖、资源禀赋差异大，经济调整带来的地方效应不尽相同。况且在过去40年中，比这一次调整困难得多的时候不少，都以自身韧性安全度过。
此次调整是“调速和调结构“的复杂复合过程，这在发达经济管理中尚无先例，现在看来，宏观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调。2014年以后，因一系列贷款违约现象，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不再为钢铁类企业的钢票提供贴现服务，这种严格调控下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在2016年下半年出现信用配给现象。2017年，当防范金融风险的担心超过要素充分就业的职责实施时，银行系金融机构更愿意把风险推向实体经济，第一道关口就是推向地方债务。我们认为，这种担心在2016年下半年以后变成了全面流动性的控制，出现了过调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央行作出为民企舒困的正确政策调整，也希望货币和财政政策更多在战略上思考问题，对地方政府的债务作出甄别处理，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合理的大环境。(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