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龙
[摘要]近年来，安徽省六安市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初审把关、主管部门审核、领导小组审定、市级备案”的流程，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并依托项目库实现了脱贫攻坚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实现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探索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为坚决打赢老区人民脱贫攻坚战做出了积极探索。
[关键词]项目库建设; 脱贫攻坚；六安市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素称“皖西”，是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六安视察，称这里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六安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是安徽省贫困人口最多、分布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扶贫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六安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导，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年至2017年年底，顺利实现68.3万贫困人口脱贫、257个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从92.2万人下降到23.9万人，贫困村从442个减少到185个，贫困发生率从18.1%下降到4.8%，下降13.3个百分点。
一、项目库建设的背景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强调要由“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强调要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建档立卡，实现了“扶持对象精准”；派驻驻村扶贫工作队，实现了“因村派人精准”；如何实现“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从而实现“脱贫成效精准”，成为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难点问题。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实地考察脱贫攻坚工作，并在座谈中指出，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横下一条心来抓。要强化目标责任，坚持精准扶贫，认真落实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然而，在脱贫攻坚项目管理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离“精准”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对脱贫攻坚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认识不到位，项目管理比较粗放；项目储备不足，“钱等项目”问题较为突出；项目谋划不精准，实施效果不理想；群众参与不够，没有充分体现贫困群众意愿；项目公开不到位，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重建设轻管护，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项目绩效评价不科学，评价结果应用不到位；产业项目短板问题较为突出，对持续脱贫支撑不足等八个方面。面对这些问题，六安市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为依托，建立起科学、严谨的脱贫攻坚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有效扩大了项目储备规模、提高了储备项目质量、增强了项目可选择性、加快了项目实施进度、强化了项目运营管护，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做法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充分肯定，2018年4月，全国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现场培训会在六安市举办。
二、项目库建设的做法
（一）坚持规划引领，精准谋划项目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围绕“十三五”发展规划和扶贫规划，制定“十三五”扶贫项目规划，重点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发展项目规划，以此谋划分年度项目计划，明确每年的主要项目、投资规模等，力求项目科学、投入精准。
（二）严格编报程序，科学建立项目库
在精准谋划项目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初审、主管部门审核、领导小组审定、市级备案”的流程，编制入库项目，建立项目库。村级申报。对到村项目，在包村帮扶干部或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指导下，村两委结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实际，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提出项目清单，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对到户项目，贫困户在帮扶责任人的指导下，向所在村两委提出项目申请，村两委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脱贫目标等因素，科学确定到户扶持项目，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初审。乡镇初审把关。乡镇组织有关站所人员深入村或贫困户家中调查核实，重点审查项目是否真实，是否与脱贫目标相匹配，是否符合村、户实际。乡镇初审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将项目按照类型分类汇总，上报县区项目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审核。县区项目主管部门重点审查乡镇上报的项目是否符合县区“十三五”扶贫规划及行业部门规划；是否符合规划选址、用地条件等；是否符合本地发展实际，是否可以支持稳定脱贫等。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出具审核意见。县区扶贫办结合脱贫攻坚规划及资金计划，汇总后合理确定项目库储备规模，报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领导小组审定。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拟入库项目，经公示无异议后，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项目库并在县区政府网站、报刊等媒体上公告。跨村、跨乡镇扶贫项目分别由乡镇人民政府、县区人民政府统一规划，按照上述申报程序确定，一并纳入项目库管理。每年第四季度，各县区根据扶贫工作需要、政策调整变化、脱贫攻坚进度等情况，对纳入项目库的项目进行一次动态调整，做到有进有出。市级备案。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完成项目审定入库后，形成完整的项目资料，报市扶贫部门备案。备案后，对需要调整的项目，县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提交调整说明，重新履行备案手续。
（三）健全制度，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科学建立项目库的基础上，严把项目筛选、实施、验收、运营管护、公开等五道关口，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严把项目筛选关。每年11月底前，村两委按照年度脱贫攻坚计划，在认真分析村情户情的基础上，结合年度脱贫攻坚计划，从项目库中筛选出群众需求最迫切的项目，编制下一年度项目计划。严把项目实施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严格执行项目公示制、法人负责制、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日常监管制、县级报账（国库集中支付）制、决算审计制、管护责任制、绩效评价制、责任追究制等“十制”，压实责任、规范操作、科学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规范、有序。严把项目验收关。项目实施完成后，根据项目法人或业主单位情况，分类组织验收。其中项目法人或业主单位是乡镇的，由乡镇组织验收，县区主管部门在乡镇自验的基础上，组织抽验；项目法人或业主单位是县区主管部门的，由县区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县区主管部门自验的基础上，组织抽验。严把运营管护关。项目验收后依据有关规定，明晰产权归属，明确运营管护主体，建立运营管护制度，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此外，我市还把建成项目纳入脱贫攻坚项目库信息系统管理，提高运营管护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和管理效率。严把项目公开关。项目库建设严格执行“三公示、一公告”制度。村一级通过公示栏、公示牌等公示本村拟入库项目，乡镇一级通过公示栏等形式公示本乡镇拟入库项目，县区一级通过政府网站、报刊等媒体公示县区拟入库项目，经公示无异议，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项目库并予以公告，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四）创新涉农资金整合方式，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按照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安徽省关于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要求，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为依托，统筹做好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大力支持扶贫项目建设。建立制度体系。出台《关于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将20项中央资金、20项省级资金、18项市级资金纳入统筹整合范围；修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具体要求，取消限制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相关规定，赋予县级充分自主权。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并推行涉农资金整合工作“一方案一办法三清单”机制（统筹整合方案，资金管理办法，项目任务清单、统筹整合清单和资金绩效清单），明确整合范围、工作措施和年度具体任务；明确部门分工、操作程序、资金用途和监管措施；明确实施项目、资金金额和绩效目标。创新整合模式。以脱贫攻坚项目库为依托，将资金与项目精准匹配，对整合资金实行统一归集、统一安排和统一管理，真正做到了实质整合。2016年以来，全市整合涉农资金71.8亿元，其中，2016年24.5亿元，2017年28.2亿元，2018年1-4月19.1亿元（年度计划整合21.7亿元），有力支持了产业扶贫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专项扶贫资金与地方财力增长挂钩机制，明确市本级和贫困县区按照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量的20%以上增列专项扶贫资金预算；其他有脱贫任务的县，按照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量的10%以上增列专项扶贫资金预算；市县两级清理收回的财政存量资金中可统筹使用部分，50%以上用于脱贫攻坚。2016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1.7亿元；累计安排清理收回可统筹使用财政存量资金7.94亿元用于脱贫攻坚。
（五）强化信息化支撑，提高管理效率
为克服传统项目管理中“纸来纸往”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六安市还运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手段，开发了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信息系统，对项目申报、审核、审批、入库、年度项目计划、建设情况、竣工决算、绩效评价、后期运营管护等各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有效提高了项目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并降低了管理成本。
2016年下半年，六安市各县（区）均建成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共入库项目427602个，其中基础建设类项目7857个、产业发展类项目348813个、社会事业类项目70932个。2018年年初，各县（区）还完成了三年滚动项目入库，共入库项目847476个，其中2018年421359个、2019年239648个、2020年186469个。
三、项目库建设的成效
一是项目安排更加精准。2017年六安市共实施各类脱贫攻坚项目342510个，其中基础建设类项目6395个、产业发展类项目270258个、社会事业类项目65857个，所实施的项目全部来源于项目库，因项目谋划科学、精准，实施过程中几乎没有调整项目的现象发生。
二是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2017年六安市财政扶贫资金支出进度达到96%以上，比规定要求提高4个百分点；各县区计划整合资金规模占纳入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87.5%，已整合资金规模占计划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95.1%，已完成支出资金规模占计划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94.2%，比规定要求分别提高了7.5、15.1、14.2个百分点。
三是项目实施效果明显增强。2017年六安市共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2934公里；易地扶贫搬迁3626户12843人，危房改造11494户；建成并网光伏电站35552个、118222KW，其中村级光伏电站148个、12010KW，户用光伏电站35404个、106212KW。通过上述项目的精准实施，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脱贫基础更加稳固。统计反映，2017年，六安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960元，较上年增长9%，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较上年增长15.85 %，当年实现12.84万人脱贫、232个贫困村出列。
四是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按照“自下而上”的项目申报模式，实现了扶贫项目“从群众中来”，提高了贫困群众的参与度。根据第三方评估，六安市2017年贫困群众对扶贫帮扶成效的满意度达到99.66%，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达到99.29%。
四、项目库建设的启示
（一）要把握好项目库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聚焦精准。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要符合相关规划要求，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县摘帽需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把产业扶贫作为重点，提高脱贫质量。二是坚持群众参与。积极推行群众民主议事决策机制，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引导其参与到项目选择、批准后实施、竣工后管理，提高其参与度。三是坚持公开透明。严格项目入库程序，项目入库坚持“三公示、一公告”，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实行扶贫项目阳光化管理。四是坚持逐步完善。项目库建设要坚持科学合理，增强可操作性，注重服务基层，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既体现项目储备功能，又能体现管理功能。
（二）要坚持协同推进
一是坚持高位推动。六安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工作，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协调、推进项目库建设；市政府还成立了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市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筹推动项目库建设。二是坚持部门联动。在推进项目库建设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市扶贫办负责全市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工作，制定项目库运行绩效评价办法，确保全市项目库建设工作有力有效推进；市发改、农业、林业等部门牵头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县区谋划产业扶贫项目提供支撑；市财政部门负责专项扶贫资金安排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市审计部门负责对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审计，市纪检部门负责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三是坚持县区齐动。各县区均成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库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调度；各县区还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项目规划、资金整合、资金审计、绩效考评等专门工作小组，确保项目库建设具体工作落实落细。
（三）要处理好项目库建设的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处理好规划和项目的关系。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规划是引领，项目是支撑，两者互为依托、密不可分。项目的选择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只有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才能为项目谋划提供准确引领。规划要靠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落实，只有把项目谋划好、实施好，才能一步步实现规划确定的目标。二是处理好“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关系。自下而上确定项目，充分尊重基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可以准确反映群众需求，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但镇村两级在项目谋划中缺少专业人才，需要自上而下的引导。扶贫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在充分尊重基层意愿的基础上，做好指导、服务工作。此外，在对项目进行审核把关时，要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优亲厚友、厚此薄彼，避免产生矛盾。三是处理好群众诉求和客观条件的关系。项目库建设过程中，贫困群众广泛参与，倾注了心血，有较高的期待。但受投入资金总额等限制，并不是所有进入了项目库的项目都可以落地实施，在项目申报过程中，要跟群众说清楚、讲明白，对于没能实施的项目要向群众沟通好、解释好。四是处理好短期底线脱贫和长期稳定致富的关系。解决短期脱贫和长期稳定致富两个层面问题，需要不同的项目来支撑，在项目谋划过程中，既要考虑短期底线脱贫，又要考虑长期稳定致富，把握好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力争走出一条“大小产业相联、长短产业互补、多重产业叠加”的稳定脱贫路子。五是处理好项目库建设和项目组织实施及运营管护的关系。要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来源项目库”，未进入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确需支持的项目，要按规定程序入库后再批准实施。此外，还要提前谋划好项目运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以及管护机制，确保所有的脱贫攻坚项目能谋划科学、管理有序、运营高效。六是处理好项目库建设与项目绩效评价的关系。根据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提出对扶贫项目资金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六安市在建立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过程中，要认真学习领会，严格执行有关要求。
责任编辑：张世贵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构建与运用研究
李清池?
[摘 要] 营商便利度指数作为全球治理技术，对于各经济体改善营商环境具有广泛影响和指导意义。构建和运用适用于我国国情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印度与新加坡、香港对接国际评价指标、提升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监管改革；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接国际评价指标，开展营商环境评估，认识本地营商环境不足，以问题导向进行改革，是各国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有益经验。积极借鉴国际上构建和运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成功做法，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一、作为治理技术的营商便利度指数
全球治理指数（Global Governance Indicators）通过设计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测量各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领域的治理水平和发展程度，涵盖从素质教育评估到政府法治建设乃至人类发展的诸多方面。[1] 根据《经济学人》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50种不同主题的全球治理指数。[2] 其中有50多种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知名度较高的有：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监管法规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一系列可供横向比较的评价指标，给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质量进行评比排名，提出监管改革的指导建议。无论是从媒体关注度看，还是就政策影响力来说，《营商环境报告》皆属全球治理指数中的翘楚，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政策出版物。[3]
全球治理指数利用指标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给治理水平或发展程度打分，是尝试从数字维度认识复杂事物全貌的一种方法。此类指数有助于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识别出某一领域治理较好的对象和较差的对象，并指导后者找到改进治理的选项。[4] 从作用上看，全球治理指数成为有效的治理技术，在于具有知识效应（Knowledge Effect）与治理效应（Governance Effect）。[5] 知识效应，是指指数可将某一领域的发展内涵以客观科学的指标反映出来，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治理效应，是指指数对某一社会领域的发展程度进行全球评比，促使各国进行改革以获得更好的排名。譬如，《营商环境报告》就有四个主要目的：一是通过为经济体提供良性基准刺激改革。二是提供营商环境改革设计的方向。三是为国际发展援助的流向提供衡量标准。四是检验现行有关政策监管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推动学术理论发展。[6]
《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来自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法金融学”（Law and Finance）。[7] 相关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报告》所衡量的法律法规对诸多经济结果有重要影响，如商业监管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简化企业登记可推动创业创新，降低企业登记成本可增加正规部门就业机会，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院、破产法、贷款抵押登记等）可改善信贷获取。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世界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改革的理论依据，《营商环境报告》主要评价指标即来源于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研究。[8]
关注企业面对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改革是《营商环境报告》的独特之处。其对营商环境的定义，就是一个企业从开办到清算的生命周期遵循的政策法规所要求的时间和成本。《营商环境报告》以标准化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呈现企业生命周期5个不同阶段11个方面数百项监管法规的量化指标。其中，创业阶段2项，分别是开办企业、雇用工人；获得场地阶段3项，分别是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融资阶段2项，分别是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日常运营阶段2项，分别是纳税、跨境贸易；出现问题阶段2项，分别是执行合同、办理破产。《营商环境报告》收集这11个方面的两类数据：一类是营商监管涉及的法律制度力度的“法律得分指标”，如有关投资者保护、借款人与贷款人法律权利的指标，为书面的法律和法规条文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另一类是监管程度复杂性和成本的“时间与运行指标”，如有关开办企业、登记财产和办理施工许可证等指标。这些指标从企业的视角，记录根据监管法规完成一笔交易所需的程序、时间和成本，考量监管目标实现过程的效率和复杂程度。
营商便利度这一指数的优势主要是，指标收集客观数据，指向性明显，数据容易获得，计算方法简单。然而，仅从排名来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和营商环境，评估分析和调查问卷不免存在或多或少的片面。《营商环境报告》营商便利度排名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从基本假设、价值导向、指标构成到数据搜集处理方法等都有批评意见，乃至于一些国家曾建议删除报告榜单。[9] 世界银行官方为此曾于2008年、2013年两次组织专家对《营商环境报告》进行审查，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修改完善《营商环境报告》的方法论、指标设计、数据采集分析工作。[10] [11]
《营商环境报告》对各分项指标得分采取简单平均法计算排名和“前沿距离”（Distance to Frontier）分数，而没有赋予不同指标不同权重。“前沿距离”分数显示每个经济体离“前沿”水平的差距，而一个指标的前沿水平代表《营商环境报告》所覆盖的所有经济体曾达到的最高水平。各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按1到190排名，排名越高表示监管环境越有利于开办和运营一家本地企业。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商环境改善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我国营商便利度目前排名第78位，比2013年提高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在第93位，较2013年跃升65位，进步不可谓不大。不过，我国的营商便利度总体上仍只处于中游水平，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尚有较大改善空间，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也不相匹配。[12]
《营商环境报告》不仅收集、分析各经济体的监管数据，同时也指出好的做法和实践经验。各经济体可通过研究、分析、比对调查数据和改革范例，有针对性地完善本国的营商环境。对于如何利用《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指标来改善营商环境，我国可向俄罗斯、印度以及新加坡、香港地区学习借鉴。
二、俄罗斯、印度的经验借鉴
俄罗斯与印度是近年来在提高营商便利度排名上取得显著进步的大型经济体。在金砖五国（BRICS）中，俄罗斯的营商便利度排名最高，2018年度为全球第35位，其次是中国排在第78位，南非、印度与巴西分列第82、100、125位。从趋势看，2012年俄罗斯的排名仅为第120位，用6年时间提升到第35位。印度的排名则较2017年跃升30位，是唯一取得如此大幅跃进的大型经济体。俄罗斯与印度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营商便利度国际排名方面有以下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是设定目标步骤，改革路线图清晰。俄、印两国政府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012年上任后，即在《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命令中，指示政府采取措施提升俄罗斯的营商便利度排名，目标是从当时的全球第120位提升至2015年的第50位、2018年的第20位。自2012年以来，《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了俄罗斯的23项改革措施，从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税制改革、减少施工许可证取得时间，到取消监管部门对企业的无益检查、向企业提供咨询帮助。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任后，提出“改革、行动、转型”发展理念和“印度制造”发展战略，以大幅改善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内容。印度政府设定2022年进入营商便利度全球前50名的目标，并提出单项指标的预期目标，包括“一口受理、一天完成”网上开办企业，“单一窗口、全程网审”取得施工许可证，同时启动多项改革，包括统一商品服务税，有效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二是开展跟踪评估，推介最佳经验。俄罗斯、印度皆为疆域辽阔的联邦制国家，行政区划众多，区域发展不均。为推行营商环境改革措施，两国都开展适用于国内各行政区的营商环境评比。俄罗斯政府下设战略倡议署，自2014年开始对89个联邦行政区中的21个进行投资环境评比，2016年已覆盖85个联邦主体。其使用的评价指标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并结合俄罗斯国情，包含45项指标，重点考察4个领域：管制环境、商事制度、基础设施与资源、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印度商业与工业部下属的工业政策促进局（DIPP）自2015年开始，效仿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对联邦各行政区的营商环境便利度评比排名。2017年8月，在前期评估基础上，DIPP与世界银行合作发布营商环境改革行动计划（BRAP），提出12个改革领域372条改革建议。DIPP同时设立门户网站（eodb.dipp.gov.in），实时跟踪记录改革进展情况，公布评比结果，推广最佳经验。
三是纳入绩效考核，激励地方改革。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担任战略倡议署监督委员会主席，自2017年开始把营商环境改进情况纳入地方行政长官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以调动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性。印度中央政府通过公布地区营商环境排行榜，以营商指标变化情况评价地方政府政绩，有效激发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积极性。
三、新加坡、香港的经验借鉴
新加坡与香港自《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长期名列营商便利度榜单前茅，前者曾连续10年独占鳌头，后者一直位居世界前五。上海与北京作为我国人口经济规模最大的两座城市，是《营商环境报告》评估我国营商便利度的样本城市。从区域竞争角度看，新加坡、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经济体，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共同的经验，不仅是上海、北京努力赶超的对手，更是对标学习的榜样。
一是研究评价指标，对照查找不足。每年《营商环境报告》出台后，香港特区政府下设的“方便营商咨询委员会”及时跟进研究报告内容，分析香港各项指标排名情况，探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有关政府部门则与商界及其他相关方紧密合作，提出改革现行规管制度的建议，以确保规管恰当有道。如针对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指出的破产程序问题，香港政府正在提出新的修法方案，以确保跟上国际先进水准和发展趋势。新加坡政府由贸易与工业部牵头负责研讨《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并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研究后，明确进行监管改革的领域。各相关部委根据法定职责研究每项指标的排名情况，提出需要提高效率或进行改革的潜在领域。如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负责开办企业的监管立法，着重对开办企业便利度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优化提升措施。
二是立足企业需求，加强政商沟通。企业家最了解营商环境的问题症结，新加坡、香港鼓励企业家积极参与营商法规的制定与评估。两地可供借鉴的一条经验是，政府进行监管决策时充分征询企业意见。香港政府设立10个涵盖不同行业的营商联络小组，过去十年间已与业界共同商议超过1100个议题。新加坡政府设立企业促进小组，由官方与企业界代表组成，积极寻求各相关方对修订完善企业法规的意见建议，并对每一条意见建议进行审议，相关部委若是不予采纳则必须说明立场，并将理由反馈给提议者。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收到近2000条意见建议，其中半数得到采纳，促成企业法规的修订。
三是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创新。香港设有优化营商环境的专责机构——经济分析及方便营商处，以简化许可程序和降低业界的合规成本为目标，向政府发牌部门（即行政许可部门）发出“精明规管”锦囊，对行政管理全周期提出优化原则和建议。新加坡政府早在2002年即设立法规审查小组，后于2005年升级为“精明监管委员会”，要求所有公共部门执行的法规每隔三至五年审查一次，以确保法规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不断提升营商监管质量。
四、我国运用与构建营商环境指数的实践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报告》及营商便利度的评价，一些地方政府正尝试效仿《营商环境报告》的做法，构建和运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以期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全国层面主动对照《营商环境报告》查找不足，有针对性地展开改革。2018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和《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前者设定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目标步骤，由目前平均20天减至8.5天，后者要求工程建设审批时间由目前平均200多个工作日压减至120个工作日，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4月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针对《营商环境报告》执行合同指标，规范延期开庭审理问题，从司法层面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上海市2017年年底发布的《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从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市场运行秩序、创新创业环境、政府经济治理水平、法制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24项改革任务，即主要对标《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靠前的先进经济体，在专门领域加大改革力度，目标是到2020年营商便利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一些地方尝试构建运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一是直接适用《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衡量本地营商环境。沈阳市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采用世行评估体系，通过对本地部分典型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深入调研，确定所处的位次，并对评估显示差距较大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二是参照世行标准制订本地特色指标。江苏省以“企业申请开办时间压缩了多少”“投资项目审批提速了多少”“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等量化指标为重点，制定包含20项内容、45项评价指标的“江苏版”评价体系，对各个设区市、县(市、区)开展“放管服”改革和创业创新环境评价。三是基于营商便利度模板细化单项指标。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结合商事制度改革实际，围绕省内各地市开办企业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环节和《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设计开办企业便利度指标体系。根据开办企业的流程，以商事登记作为开办企业的核心环节，分为业务咨询便利度、商事登记便利度、预备经营便利度三个维度，覆盖开办企业流程，制订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
此外，有的地方运用地方立法权，出台各种优化营商环境的条例、办法、方案，并对评价营商环境提出要求。如《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有关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制度，定期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营商环境状况进行测评，将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向社会公布。
总的来说，较之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一套成熟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和实证分析也较为缺乏。地方上构建运用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的尝试值得进一步关注。
五、对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建议
改善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运用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开发适合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既可总结推广营商建设成功经验，也有利于提高“放管服”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比较研究有助于明确一个经济体内在的制度和监管问题。主动参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的调查，不仅可查找我国营商环境的短板弱项，也有助于明确下一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点和方向。就提升营商便利度国际排名而言，应将上海、北京明确列为营商改革先行城市，既当好代表我国的“样本”，也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领头羊”。改善两地营商环境质量将直接提升我国的全球排名，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二是开展国内营商环境评比。世界大国中，除了俄罗斯、印度外，美国也有以国内各州营商环境为评价对象的“最佳州”（Best States）指数。我国虽然实行单一制，但地区之间的营商环境建设力度及成效并不均衡。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组曾于2008年发布过我国省会城市营商环境的排名，各地得分颇有差异。建议有关部门组织智库提出适合国情特点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借鉴第三方评估经验，定期对地区营商环境进行全面动态的监测、评估乃至排名，发现最佳实践做法。充分发挥指数评价的“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既可激发地方政府深化改革动力，也能为各个地区找差距补短板提供决策参考。
三是制定符合我国改革实践的指标体系。既要瞄准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参考借鉴营商便利度等全球治理指数研制的科学评估方法，也要注重结合国内改革推进情况，特别是考察地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政策目标和改革措施是否到位。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包括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再压减一半，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目标任务。这些优化改善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应作为评价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力度的标准。
四是以市场主体和群众感受为检验标准。引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让市场主体参与评价，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优劣有切身感受，应当鼓励企业家提出意见建议，积极参与营商法规的制定及评估。政府部门要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企业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倾听回应企业需求。改革措施要注重实施效果和社会反响，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五是做好评估与改革无缝对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多级政府、多个部门上下联动、共同努力。监管改革大多是刀刃向内的改革，必须坚持整体政府思维，破除部门利益藩篱。为确保不同部门之间改革工作齐头并进，应由综合部门或专责机构组织协调，评估发现的问题交由牵头部门统筹负责，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主动对号入座，做好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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