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乡村振兴的核心机制与产业融合研究

2018年08月27日 13:44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摘 要] 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需要解决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同步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可以解决城乡差距过大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产业兴旺可以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推动四化同步可以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等发展不同步问题。上述乡村振兴的三大核心机制,首在产业振兴。产业兴则百业兴。促进产业振兴需要面向以“四洗三慢两养”为主要特征的新需求,创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供给,利用农业4.0培育六次产业新业态。

  [关键词] 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农业4.0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特定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继若干个“中国之谜”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再为世界增添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

  一、中国特色与中国之谜

  中国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已经带给了世界若干个“中国之谜”,如科技应用的“李约瑟之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韦伯疑问”,“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现象”的“麦金农之谜”。

  诸多“中国之谜”,来源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实际。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再一次走出农村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普遍衰落,给予有力回应,并有望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这一“铁律”,凸显和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四个自信。

  然而,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不能闭门造车,都有国际经验可循。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都走过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乡村凋敝,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加速阶段的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治理失序、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同步现象。

  二、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与核心机制

  直面中国社会新矛盾,积极回应时代新挑战,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实践,学习汲取国际经验,展开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三大问题[1]的三大核心机制的深度研究。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振兴的第一个核心机制,就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主要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实施,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投资缺口较大这四大问题,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乡村振兴的第二个核心机制,是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破解乡村治理困境,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通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同步,是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即农业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乡村振兴的第三个核心机制,是找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最大短板,切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补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发展短板。通过“七条道路”,即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质量兴农、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文化兴盛、乡村善治、中国特色减贫,推动生态宜居与乡村生产生活发展相适应,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总结中国特色农村发展经验与规律,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实质贡献。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和机制,笔者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机制研究”,将使用国内外经验比较研究方法,提炼国内外乡村振兴核心经验。课题组认为: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欧美国家乡村发展经验,很难对中国带来直接的借鉴价值。一方面,农业资源宽松和紧张之间的截然不同,使得欧美国家不可能产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基本概念,从而难以对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提供切合中国实际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历史和乡村特征的显著差异,使得乡村治理体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土地三权分置等方面,对中国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目标,也难以带来可资借鉴的经验。欧美国家也没有国家主导土地再分配的历史,政治背景也大不相同。

  相反,亚洲各国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在农业资源、发展历史、乡村特征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有很强的相似性。亚洲经验,尤其是东亚地区经验,会对中国产生良好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率先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实施了名称不同但内容近似的乡村振兴战略。如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

  相比于亚洲经验,欧美国家在多轮具有乡村振兴内涵的政策推动下,更多注重乡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以及乡村文化历史传承等方面的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和城乡服务的统一,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欧美国家最早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推进农业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水平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国内外多种乡村发展经验。课题组在进行国内外经验比较时,梳理了乡村产业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四化同步等发展轨迹,进一步印证了三大核心机制,并将其当作三大问题的解决办法。通过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综合分析的办法,使得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道路,走得更稳。为更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得到更多的理论和国际经验支撑。

  三、乡村振兴,首在产业兴旺

  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没有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将是一句空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之首,是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需要超越产业分割视角,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面向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育新业态,做出新探索。将疏解过剩产能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内需持续释放的有效需求创造紧密结合起来,完成振兴乡村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

  四、面向新需求:四洗三慢两养

  “四洗三慢两养”,是新需求的具体形容,新需求的产生,与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进入过剩经济、城乡中国时代到来两个背景相关。

  (一)两大背景:过剩经济与城乡中国

  1.过剩经济。在短缺时代,人口曾经被视为中国发展的负担。伴随四十年来生产力的长足进步,中国已进入相对过剩时代,人口越来越被看作是推动持续发展的动力。除了劳动力充分供给带来的人口红利之外,庞大人口规模正带来巨量消费和服务需求的新人口红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内需基础。

  在工业品产能过剩三分之二以上之后,农产品也大范围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已经长期存在,在乡务农和进城务工这两大就业空间也已开辟殆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情,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让农民分享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开辟返乡下乡、创业就业的第三就业空间。面向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以解决农民就业、增收,农业农村持续发展问题。

  2.城乡中国。20世纪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命题,在如今城镇化中期阶段,已经转变为“城乡中国”的新命题。

  城镇常住人口已经在2017年末达到8.13亿,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的58.52%,比1978年的17.9%,提高了超过40个百分点。虽然按户籍人口统计,城镇人口仍不足一半。城乡人口数量都很庞大的基本格局,是一个长时期的基本事实。乡村振兴不能只从农业内部着手,必须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发力,找准并面向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三类新需求:“四洗三慢两养”

  “四洗三慢两养”是乡村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形象形容。由此伴随的是与农民进城反向而行的现象——市民下乡。

  “四洗”,是指乡村社会可以帮助城市人洗净铅华。在乡村喝上天然的水,吃上生态的饭,可以“洗胃”;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洗肺”;看看青山绿水,可以“洗眼”;乡村生活比较闲适,能够舒缓城市人际关系带来的高度紧张,还能促进文化教育、亲子关系与家庭和睦,可以“洗心”。大规模的双休日和节假日出城旅游,就是这一需求的具体表达。市民下乡的“洗胃、洗肺、洗眼、洗心”,与国际上兴起的“三慢”运动,密切相关。

  “三慢”,是指乡村社会可以帮助城市人享受慢食、慢村、慢生活。与“快餐”文化相反的“慢食”运动,自1986年设在意大利的国际慢食协会推动之后,已经成为享受美食和美好生活的全球性运动。与慢食运动相关联的“慢村”或“慢城”,也在各地星罗棋布地出现。

  慢食运动让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关注食品、美食乐趣以及缓慢节奏的生活,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的“慢生活”方式:吃有慢餐,行有慢游,读有慢读……慢,就是提醒人们要放缓脚步,享受美好生活。如今,国际慢食协会会员已经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以慢食为核心的生活实践。

  中国也已有“慢城”(如南京高淳、广东梅州国际慢城)、“慢村”(如国际慢食协会在中国发起的“慢村共建计划”,计划自2017年起十年内建成1000个慢村,首个慢村设在成都大邑县)。也有“乐活”(LOHAS)、“乐和乡村”、《有机慢生活》等推广平台。

  “两养”,是指乡村提供养老、养生空间,帮助城市人安度退休和休闲时光,实现与自然共生、与社会和谐。生有所养、老有所依。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也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5亿,占总人口的10.87%。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人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的加大,预计到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达到顶峰。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大量家庭及老人渴望有宽敞、恬静的绿色养生养老场所,城市住房空间狭小、人群密集、交通堵塞、环境嘈杂,让许多人产生在乡村休闲养生、健康养老的向往。同时,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村房屋闲置,农村土地陷入自己“用不上、用不好”的困局,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需要将城市养生养老需求和农村闲置资源供给形成有效衔接。

  (三)“四洗三慢两养”创造的内需

  “四洗三慢两养”产生的新需求,粗略估计,每年会超过12万亿元,超过2017年GDP的15%,由此拉动的经济增长、农民就业、增收、减贫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不可限量。

  笔者测算“四洗三慢”的需求数额,有两大依据:一是根据汽车保有量。2017年年底中国已有3.1亿辆汽车,机动车驾驶员已有3.85亿人,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即私家车1.7亿辆,全国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超过36辆私家车,成都、深圳、苏州等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私家车超过70辆。以每辆私家车每年带来1万元的乡村消费和服务估算,每年会有1.7万亿元以上的需求。

  二是根据新崛起的中等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已有超过3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占全世界的30%。按照瑞士信贷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国有 3.7亿中等收入群体,占全球10.5亿的近35%。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理念变化,消费能力支撑,将使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也将加快升级。

  “四洗三慢”的市民下乡新潮流,主要是中产阶层群体的需求拉动的。以人均5000元的每年乡村消费和服务估算,也会带来1.5亿~1.9万亿元的需求。这两个估计相互印证,已经相当于中国201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6.55万亿元)的23%~29%。

  “两养”的新需求,很难估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变化。若能适应需求,利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动的农地入市的“三块地改革”,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等政策,促进城乡资源的良性互动和一二三产融合,这些需求就能转化为有效供给。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面积,远远大于城市(仅仅建制镇面积,就已经大于城市面积),若对比房地产投资在2017年带来11万亿元的增加值,比房地产业范围更广、体量更大,更能体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加上乡村振兴内涵的养生养老产业,会带来远大于11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以当前2.4亿老年人口为例,即使只有三分之一的退休老年人愿意下乡养老,就有8000万人,以每人15万元的养老住房投入核算,就有12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若再考虑3亿人以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养生需求,以及返乡人员每年在农村生活带来的至少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与服务需求。这一数额将更加庞大。伴随收入提升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需求还将日益显化。

  仅以“两养”保守估计的11万亿元和“四洗三慢”1.7万亿元的需求核算,每年创造的12.7万亿元的新需求(相当于2017年GDP的15.5%),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推动、脱贫攻坚战略的实现,以及促进人们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问题的解决,都是显而易见的。

  五、创造新供给:一二三产业融合

  “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呼唤乡村振兴中一二三产融合的“一融”,只有通过一二三产融合,才能创造新供给,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做出新探索。

  (一)农业4.0时代的到来

  我们曾经仿照工业4.0,论证农业4.0时代的到来。传统农业是农业的1.0版本(一产化农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农业类型。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是典型的“靠天吃饭”农业。农业2.0是工业化、机械化的农业(二产化农业),将农业生产链条逐步延伸至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靠地吃饭”,农民在这种工厂化农业模型下,扮演了产业技术工人的角色。农业3.0是以第三产业的方式经营农业(三产化农业),农民在其中扮演服务员的角色,主要特征是“靠人吃饭”,需要人气的积累,依托农业做服务。

  农业4.0,是超越了单一产业范畴,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综合型农业。通过一二三产业叠加,创造新供给的“加法效应”,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催生新业态的“乘法效应”,进行农业的深度交叉融合。无论是一加二加三,还是一乘二乘三,都会得到六。这是六次产业称谓的来历,并已在日韩等东亚地区广泛推行。通过六次产业化,实现集生产、生态、生活与生命为一体的“四生农业”。

  生产性和生态性是基础,生活性是核心,生命性是灵魂。农业4.0时代,农民集生产者、技术员、服务员、销售员等综合身份于一体,让农业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农业4.0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更高境界,代表着农业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代表着农业发展的新方向。

  党的十九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二十字的总要求,顺应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发展需求。其中,将“生产发展”升级为“产业兴旺”的表述,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突出发挥农业多功能性的产业融合发展。为探寻乡村衰落的出路,提供了更具创新性和操作性的战略视角。

  (二)产业分割、与农业多功能性丧失

  经济学理论往往将产业发展一分为三,以农林牧渔为主的产业被视为第一产业。这种产业分割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根本上忽视了农业内在的多功能性。事实上,农业除了提供农产品产出的经济功能外,还有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村文化遗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农民就业等社会、文化和环境多种功能。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农业多功能性可表现为五个层面的八个具体功能[2](见表1)。

  

  表1 农业多功能性分类及利益归属 

  资料来源:依据现有研究划分对农业多功能性进行整理。

  在产业分割的视野下,农业的经济功能被不断放大,而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功能则被忽视,无法实现其自身价值。进而,产业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自由竞赛,农业被迫与二三产业同台比武打擂,竞争各种生产要素。[3]

  在竞赛过程中,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缺乏经济弹性的供求以及市场刚性需求等弱质性产业特征,使得作为第一产业的投资风险增加,让大多数农业领域的从业者失去获利甚至谋生的可能。于是,其投资收益回报也不可能高过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产业自然败下阵来。

  产业之间出现的分离与隔阂,导致了农业多功能性被忽视。从事农业的收入降低与进城务工的收入提高,最终导致乡村无力挽留原本长居农村的人口,加剧了自身的进一步衰败。

  (三)产业融合与农业多功能性重拾

  在破解乡村衰落难题时,有必要采用超越产业分割局限的政策视角,从战略层面推进乡村振兴。其首要目标是建立和创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体现农业多功能性的产业融合体系。

  在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城市居民消费加速升级,产生了大量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新需求。乡村优质的食物、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令人向往的乡村文化和风俗体验,都对城市居民产生了新的吸引力。人们对于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加深。但目前中国的乡村,普遍缺乏满足这类新需求的供给能力。

  因此,提升乡村新供给的能力,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新需求,就成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培育新业态,重拾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切入点。乡村不仅有能力供给充足的食物,还可以满足城市居民对于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农业多功能性的新需求。农业不仅是经济业态,更是包涵了社会、文化和生态在内的新业态。乡村产业振兴将会超越第一产业本身,培育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4]

  这个过程,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当地农民和本地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实现农民的本地甚至本村就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产业的延伸与融合,也能使得农民在农业领域的创业、创新机会越来越多,新业态的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广阔。两个方面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因此,在解决乡村衰落的难题的过程中,应当满足新时代所带来的新需求,通过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重新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创造新供给,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最终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参考文献

  [1] 卢梦君. 陈锡文谈乡村振兴战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农村[EB/OL]. http://www.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2017-11-29.

  [2] 周立,王彩虹,方平. 供给侧改革中农业多功能性、农业4.0与生态农业发展创新[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 .

  [3] 周立. 极化的发展[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4] 姜长云. 日本的“六次产业化”与我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乡村振兴核心机制研究”(18VSJ0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政策机制研究”(71841005)、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乡村振兴战略的中韩比较研究”(18YYA07)。

  [作者简介]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乡村振兴核心机制研究”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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