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视角上的文化创新

　　陈文晖   刘东超

　　[摘 要]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应该贯穿中国精神，这可以满足具有家国情怀的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创新应该和现代科技高度融合，这是创造高品质文化成果的必然条件。文化创新应该提升价值品级，这是适应美好生活的道德要求。文化创新应该彰显差异性和丰富性，这是社会空间扩大、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美好生活；文化创新；中国精神；价值品级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必然引起人们对两种生活需要的认真解析：基本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前者反映的是人们以温饱为内容的生活需要，其满足对象是某一时代具备基本品质的生活材料；后者反映的是以较优受用为内容的生活需要，其满足对象是某一时代具备较高品质的生活材料。由于时代的差异，不同时代基本生活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对象差别较大。如何建设美好生活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除了较高品质的物质层面的建设之外，更需要较高品质的精神层面的建设。在美好生活需要中，人们对于精神产品的需求更为突出和强烈。这就要求着眼于这类需要的满足而进行文化创新。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是一个必须深入思考研究的问题。  

　　一、文化创新应该贯穿中国精神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势必要融合中华民族漫长历史过程积淀下来的各类财富，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建立在中国大地上，势必要贯穿和展示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这是当代国人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这种精神体现在当代文化创造中就是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融汇历史资源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首先，在文化创新活动中，应该充分运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在影视和动漫、游戏创作中可以在大量历史史实、传统文学作品中挖掘素材。在中国历史上，从三皇五帝到近现代的林则徐、孙中山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事业、展现了可圈可点的人生，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有所开发，但没有开发的部分丰富多彩，还有极大的创作空间和可开发内容。在传统文学中，古人创作了追求爱情、争取自由、热爱自然、提升境界、践行侠义的大量故事，其中许多可以成为今天有益的文化创作因素，也可以成为激发写作者、设计者灵感的源泉。其次，在文化创新活动中，可以充分借鉴传统的文化符号和语言特征。国画散文的意境情韵、建筑家具的构图形态、武术音乐的动感节奏都可以为今天的文化创作提供优美独特的符号语言。近体诗的格律精严、节律之美已经达到汉语的某种极致，且数量浩大，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形式借鉴。虽然在今天没有必要完全模仿古人，但前人为我们提供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特征已经凝塑成为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典型特点。在文化创新活动中必须予以继承和发展。最后，在文化创新活动中，要贯穿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习近平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2]这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伟大人物提出和践履的优秀思想，是中国精神千锤百炼的精华和穿越时空的结晶。在今天的文化创新中必须予以吸取和借鉴、表达和呈现。仅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把中国精神贯穿于今天的文化创新活动既有现实必要性，也会产生可观的效果，可以满足具有家国情怀的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社会主义新时代满足美好生活的文化产品必须充分熔铸进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源，才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才能为当代人民在心理深层上接受和喜爱。

　　二、文化创新应该借助现代科技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创新要借助现代高新科技，或者说推进文化创新和现代科技的融合。从现实文化生产来看，文化创新和现代高新科技的融合表现出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一方面文化创新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价值方向和思想引擎；另一方面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工具和载体，二者的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推力。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让高科技介入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基本的国策，通过各种政策法规，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发展。我国对此也极为重视。2017年4月印发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在文化领域：增强文化服务应用系统软件、专用材料、文化遗产发现与再利用技术、文化展览展示系统等高新技术及装备的应用。重点开展‘互联网+文化’行动，实施网络文化战略。[3]科技部印发的《“十三五”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明确提出：“科技将为文化发展植入更多的创新基因，将加速文化生产方式及发展模式的变革，将带来文化传播传承方式新革命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新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强化文化科技资源整合和统筹规划，提升文化产业技术、创意和设计水平及文化内涵，提高文化产业整体实力。”[4]这些无疑可以通过高新科技的运用推进文化创新，生产出更为丰富和高品质的产品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这里，无论从文化角度来运用高新科技还是从科技角度来融合文化，都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以双向互动的形式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系统”在文博领域的运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量古代文物和建筑都有一定程度的损毁，如果能恢复其完整的形态可以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力抓手，这无疑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工作。三维重建系统可以利用多幅数码图像来恢复物体深度，通过采集储备的海量素材，给图像的每个像素点赋予深度信息，点击画面里任何一个点，都会获知它的三维信息，包括其周边所处环境的概况等。这一技术可以展现古代文物、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完整形态，推动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和消费者。

　　三、文化创新应该提升价值品级

　　不同层次的生活都有自己所处的价值品级，即在真善美的维度上有自己达到的尺度和层位。相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价值品级，美好生活的价值品级无疑要高出一个层面。这样，满足美好生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应该有较高的价值品级。从我国文化生产的现实来看，当然提供了许多正能量、主旋律的产品，但也确实生产了大量价值品级较低的作品和服务。对此，学界有过许多讨论和考察。《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曾提到国内一些作家在越南受关注，“这类作家及其作品被异域读者关注，其实有一种难以否认的讽刺意义在其间。因为这些以‘另类’‘露骨的性描写’‘没有方向的反抗’等为标志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尽管在越南卖得好、卖得多，然而很难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审美风潮，也无法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成绩”。[5]这就清晰指出这批作品处于较低价值位阶上。实际上，没有走出国门的低级作品更多。一些演艺活动中的低俗、媚俗问题更为严重，比如极少数相声、二人转作品的“荤段子”情况。美好生活的建设，对此有必要予以适当的纠正和净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6]简明扼要地阐明了文化创新中应有之举。

　　提升文化创新的价值品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创作经营、政府管理、受众消费等多个环节。首先，创作者本身要有较高的价值品级，或者说对于自身要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和伦理约束。人们想象不出一个道德水平较低的人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虽然文化生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并非不存在特例，但正能量的作品必须来自具备正能量的人。因此，创作者高尚理想信念、良好道德品行的培育养成至关重要。还有，创作者有必要从价值视角对作品和成果的社会效益进行充分的预判和估测，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尤其要认真关注，尽量使自己的作品和成果通过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蔽的手法引导受众道德品位的提升。其次，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应该加强文化内容的治理。通过各项政策引导、奖掖积极的正面的作品生产，限制、防控消极的错误的作品创作，这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还有，随着时代发展带来了社会人群及其需要的多样化复杂化，在新时代当然应该考虑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需要。不过，不管针对什么人群的文化产品，都有必要在其深层和底色上贯穿价值向上的精神和气韵。最后，通过社会大众价值品位的提升倒逼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提升。从根本上说，文化产品和服务价值品级决定于受众的价值品级。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和发展，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和文明水准不断提高，这倒逼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品级随之提高。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清晰地看到这一倒逼机制作用的同时不能把具体文化治理工作交给这一机制。开展多个层次和环节的文化治理恰恰是这一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文化创新应该彰显差异性和丰富性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开阔，人们的自由个性越来越发展，各种类型的需要纷纷出现。这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表现。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地位、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们生发出、呈现出不同的需要并得到各自较好的满足。这就需要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如何实现和满足正在到来的各种差异性文化需求呢？这是一个涉及政府政策、企业策略、社会推动等方面配合的大课题。第一，在政策层面上，应该努力推动文化民主建设。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对各类文化活动的参与度，通过畅通各类表达渠道提升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表达能力。全力支持人民群众各种文化权力的运用，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工作。推动“双百”方针的落地和优化。这是文化创新的制度前提。第二，推动文化创新在更多领域、更大空间开展。在我国文化实践中，尚有许多文化领域可以进一步开拓，尚有许多文化成果可以创造，这都是文化创新需要着力的方向。2016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与社会力量深度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拓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投资、设计制作和营销渠道，加强文化资源开放，促进资源、创意、市场共享。”[7]应该说，这指明了通过体制创新在文博领域开拓的崭新空间。实际上，在其他文化领域可以开拓的空间尚有许多。第三，改善文化生产方式，使生产过程和消费者直接挂钩。现代通信、交通、物流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直接钩联起来，在文化领域这种钩联更为方便和快捷。一些文化企业正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将网络和市场展现出的多种文化需要和自己的文化生产直接联系起来，为各种文化消费者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市场和更好地满足了具有各种个性的消费者。第四，推动文化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可以使我国的文化创造创新“遍地开花”涌现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党和政府推动的一项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倡导创新文化”的政策。把文化创新和“双创”结合起来，可以取得良好的、长期的政策效果。《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文化企业孵化器、公共服务平台、众创空间建设，扶持文化产业领域创新创业，支持‘专、精、特、新’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培育和扶持一批知名文化品牌，以品牌带动全产业链发展。”[8]这都是非常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措施。尤其是鼓励中小微文化企业的发展，将会创造出、生产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现“春色满园”“繁花满树”的文化景象。

　　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创新要面对的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层级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大多和体制陈旧、地域不平衡有关；层级性问题大多和科技水平不高、文明水准低下有关。也正因此，文化创新是一个要处理多方面问题的宏观工作，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