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一部美苏冷战战略竞争史就是一部美苏危机及其应对管理史，双方危机管理从无到有、由不成熟到成熟，并对冷战的总体可控、有惊无险功不可没。面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中美战略博弈更趋复杂激烈，有必要温故知新，梳理美苏冷战时期的双边危机及其应对管理，加以镜鉴超越，增强战略主动，管控中美竞争，尽力避免“新冷战”，确保中国和平发展与复兴伟业。
首先，美苏冷战战略竞争与当前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相似性如下：
一是双方实力均大致相当或比较接近，与此同时彼此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差甚大，因而在客观上互为主要竞争者。
美苏总体上势均力敌，双方即使有差距但也不明显，并且一方总想超过另一方，而另一方又决不答应、极力反制；中美虽然综合国力差距仍大，但中国正在加速追赶，并且中美两家与其他大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当今国际战略格局日趋呈现为中美“并驾齐驱”、他国望洋兴叹的“两超多强”新态势。
加之双方发展模式迥异，美国固执“唯我独尊”、“唯我独对”的霸主心态与冷战思维，极力维持“一超独大”，唯恐被中国赶超或与中国平起平坐，其业已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正不断加大对华防范戒备乃至压制围堵。特朗普政府极力推行“美国优先”，其接连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无不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难以包容、彼此可能迎头相撞的“修昔底德陷阱”，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是双方地缘利益冲突风险加剧，地缘矛盾更趋复杂。
过去美苏冷战及重点争夺欧洲时是如此，如今中美竞争及主要博弈亚太也是如此。近年来美国将对外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竭力维持亚太主导权，包括新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均是防止其在亚太“大权旁落”和中国“坐大”，并为此拉帮结派，企图“以邻制华”、“以海制华”；而中国要实现崛起与民族复兴，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势必从大陆挺进大洋，择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及维护海洋权益，这难免会令美国的海洋霸权难以为继。故双方地缘尤其海洋方向的矛盾不易调和，竞争水涨船高。
其次，今非昔比，美苏冷战战略竞争与当前中美关系存在重大区别，主要有三：
一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取向有别于前苏联。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不称霸，主张合作共赢，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对美国仍致力于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无意亦无力取代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这与前苏联的对外扩张、穷兵黩武、与美国争霸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中美关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
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难以完全逆转，中美经济已深度相互依存，这与当年美苏经济几乎完全隔绝大相径庭，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威胁对华“贸易战”，其对中国可能的“对等经济反制”亦心存忌惮。同时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中美合作应对仍有潜力。有助于防止中美迎头相撞的共同利益绝不亚于彼此利益冲突，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对中美竞争仍有缓冲与“刹车”作用。中美博弈中的零和游戏相对有限，而“竞合”互动则越来越多。
三是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争夺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均已不复存在。
中美虽有不同价值观的分歧，但中国无意输出本国发展模式，无意与美国争夺意识形态的大旗，无意也无必要组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抗衡的对立集团。
再次，超越美苏冷战危机管理，趁势强化中美关系危机管理体系建设，趋利避害。
一是镜鉴美苏冷战危机应对管理的经验教训，力避“新冷战”。对中美竞合关系心中有数、保持战略定力。对美国以两手对两手，坚持合作共赢、权责共享的两国关系大方向，强化经济相互依存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共同利益牵制利益冲突，以务实合作牵制复杂竞争；与此同时警惕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稳步扎实推进中国军事与科技现代化，不断形成有效有力的对美战略反制威慑力，使其难以对华“动粗”、“使坏”。
二是在战略上思想上更加重视危机管理，强化相关能力建设，完善相关预案。创造性地运用危机管理基本原理，妥善应对中美竞争，趁势完善自身危机管理体制。
三是着眼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新调整与未来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的新变局，维护并用好中美多个功能领域的双边对话管道，建立健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核安全、太空安全等战略领域的相互通报与危机管控机制，探讨中美元首会晤机制化，通过持续与及时沟通增信释疑，减少乃至避免双方战略误判。
四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时代”对外战略思想，以正在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统筹协调推进中央相关委、办、部的危机管理工作，提升主动运筹中美竞合博弈的危机管理合力，确保政令畅通、统一行动。
五是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确保“中美邻”三边博弈主动权。防止“第三方”、尤其是周边邻国以及台湾当局利用中美竞争，蓄意激化中邻矛盾争端及两岸对立，乃至将美国拖下水，为其所谓“盟友利益”而与中国“摊牌”。在朝鲜半岛、南海、钓鱼岛等周边热点上与美国保持必要的沟通，预防突发事件。
六是适时适度调整“不结盟”等外交政策，加快打造可靠管用的“战略朋友圈”，巩固中俄战略协作，针对美国对外战线过长、树敌过多、矛盾交织、危机不断的“霸权困境”，善于借力打力，以危机制约危机。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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