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环境、地域等特殊性，与发达地区比较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藏区公共服务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它是不断凝聚人心、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平台，是传承藏民族优秀文化、推动区域民族文化不断现代化的基础平台，更是反分裂维护稳定的舆论平台和思想武器。当前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着内容建设的特殊性未得到充分体现，供需脱节较严重；渠道建设散点化，全域覆盖不均衡；能力建设相对滞后，服务效能整体偏低；决策体制倒挂，项目建设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从省级统筹、体制改革、内容建设和渠道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优化。
[关键词] 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部署，并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将不断增长，文化领域客观上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况，比如城乡之间、东西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近年来，在中央和省的大力支持下，甘孜和阿坝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普惠城乡农牧民、覆盖州县乡村四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成型，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环境、地域等特殊性，与发达地区比较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如何更深刻地认识四川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因地制宜推动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更好满足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这是当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四川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
文化直指人心，文化关涉认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在藏区公共服务中占据结构性优先地位。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功能定位上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殊作用需要进一步厘清。
（一）培育藏族同胞对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和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构成，既包含着信息，也包含着价值观。价值观以“信息”的方式，让藏区民众能接收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国家认同。从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藏区社会经历了制度的跃迁，在认同结构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时代的藏区有社会无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使藏族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高度合一，主要通过藏区头人、喇嘛等政治、宗教精英的认同来实现。当前，藏区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来实现，主要依托基层政权和党员干部。由精英为中介的内生型认同转向外生型的国家认同。公共服务是由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与由下而上的需求满足之间的结合点，是民心工程。文化潜移默化于精神，于润物细无声处赢得民心，因而公共文化服务是藏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基于此也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藏区民生优先发展战略中占据着结构性位置。
（二）在保护和传承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推进藏民族现代化进程
从国家层面上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最大的社会共识，其次才是传承、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具体到藏区，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是既要致力于国家认同的建构，维护民族统一和国家稳定，同时也要有利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毕竟，只有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让藏族同胞既感受到尊重又拥有大家庭的归属感。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藏族同胞独特的生存状态，进而形成了藏区文化的独特性。藏族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总体还比较落后，一方面笃信宗教，安分守己，吃苦耐劳，另一方面源于部落血亲复仇意识在一些草场纠纷中又崇尚暴力，缺乏法治意识。藏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少数族群的文化适应性不高，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则可能形成抱团取暖，强化民族认同，为境外分裂势力所利用，形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分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让藏区民众能分享改革开放现代化的成果，不断提高其文明素养，提高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性，这也是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功能。
（三）积极推进藏区文化结构的现代化
民主改革以来，宗教对藏区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状态已不复存在，但其对藏区民众精神的影响力仍不能忽视。藏区民众的民俗文化活动有不少本身就是宗教活动。一方面，这些有益于藏区民众公共文化生活的民俗活动和优秀的精神资源应当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吸收，但另一方面，也需警惕境外分裂势力利用宗教对人民的精神影响煽动民族分裂，干预藏区民众正常的社会生活。如宗教势力在藏牧区鼓吹戒杀生活动，导致牧区民众不敢将可以出栏的牲口用于买卖和宰杀，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牧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这种不顾民众死活且在不同区域进行区别对待的行为显示了这些势力的虚伪性，但由于民众辨识力不强而难以脱离其操控。在这操控的背后，实质上是宗教在藏区文化结构中仍处于显著地位。直言之，要让宗教从藏区文化结构的主导地位中退出，就必须大力发展有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四川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不断凝聚人心、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平台，是传承藏民族优秀文化、推动区域民族文化不断现代化的基础平台，更是反分维稳的舆论和思想武器。这些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使得我省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不少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问题。
（一）内容建设的特殊性未得到充分体现，供需脱节较严重，严重威胁藏区文化安全
四川藏区地域辽阔，语言环境较为复杂，尽管以康巴语系为主体，但方言较多，平坝与高山地带，沟与沟之间都存在较大的语言差异。如甘孜州，康巴卫视现覆盖14.19万户，约77万藏民，其中听得懂看得懂康巴语的约为40万，还有近一半的藏民听不懂看不懂。
由于地域广阔，部分村庄交通不便，甚至还未通电，传统报刊送达偏远县城尚需要2~3天，更遑论偏远的牧区；而无线电视既受制于语言能力（仅一半覆盖人群能听懂康巴语），也受制于内容上的亲和力、译制力等因素。进而导致即便有覆盖，也难保内容上的有效接收。这也就意味着，在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因内容供需脱节而出现的覆盖薄弱甚至空白地带，其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都相当可观，不予重视，则面临境外分裂势力受众争夺的强大竞争，进而严重威胁党和国家在四川藏区的文化安全。
这一苗头在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终端“占领”中已有端倪。当前，智能手机在藏区越来越普及，微信等移动社交软件使用在藏区也越来越普遍，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这种变化的回应则显得迟缓和滞后，从而导致敌对势力在文化占领上有机可乘。
（二）渠道建设散点化，全域覆盖不均衡，严重影响藏区文化阵地的持续壮大
近年来，虽然国家、省级层面加大了对藏区的投入，州县两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仍然严重不足。在硬件基础设施上，藏区各县两馆一所设施设备差、功能发挥不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实现了全覆盖，但是普遍存在着建筑使用面积不达标、功能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村级文化基础设施因缺乏投入，如甘孜州，尚有两千多个行政村几乎为空白。这个不均衡，在农区和牧区表现尤其明显。农区，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农区，设施相对较好；牧区，尤其是较偏远的牧区，基础设施确实较差。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是在较好的农区，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整体情况也没法和内地相比。
（三）能力建设相对滞后，服务效能整体偏低，严重削弱藏区文化建设的有效性
服务能力不足，人才缺乏，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建设中又一突出问题。由于建设经费不足，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大多与乡（村）政权建设打捆修建，其所有权为县委组织部，管理权和使用权为乡镇党委政府或村两委，文化行业部门行使业务指导权，由于管人与管事相分离,经费和人员不到位，文化活动无法正常开展，文化行业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的指导和管理。乡镇文化部门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动因是完成上级任务，缺乏因地制宜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为农村创造和谐秩序的内在动力。
乡镇这一级政府在岗的文化专干大多承担了繁重的乡镇其他工作，除了管理图书外，几乎不能发挥文化专业服务职能。文化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与相关社会组织培育各发育不足相叠加，导致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使用率普遍不高，设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摆设，严重制约其作用发挥。
（四）决策体制倒挂，项目建设碎片化，严重制约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转
从国家层面来说，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上来说，是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这种倒金字塔形的决策体制通过省、州、县、乡镇四级，漏斗式延伸到村组。这样的决策体制，一方面很难能充分照顾到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和特殊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层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分散在宣传、文化、广电等多个部门，也就难免导致部门分割。这样一来，各部门牵头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各项工程和项目，在县、乡就很容易交叉、重叠或冲突。尽管在州政府这一级可以就自治州的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综合协调和统筹，甘孜、阿坝州也都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进行合并成立了文广新局，但其协调力度仍然有限。这也就导致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相关项目建设缺乏集束性、聚合性，投入和产出也就自然难成正比。
三、优化四川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
推进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切实立足藏区的特殊性，最大化和最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效率和效益。
（一）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藏区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加强省级统筹
充分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于藏区的重要性，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面推进藏区治理现代化的大框架进行系统设计。立足还权赋能，建立更具统筹力的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协调机制。
给予自治州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强化自治州政府的责任意识，从保障藏区人民公共文化权利，增强藏区人民国家认同的目标出发，允许自治州政府可以突破相关文化管理部门的规划，根据藏区实际情况拟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在规划制定中可以重点夯实和突破薄弱环节。这不仅因为州级政府更了解藏区的特殊性，从而更能统筹好藏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等各项社会民生项目以打好组合拳，还因为州一级政府更了解藏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薄弱环节和最急需补给的环节，可以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好发挥公共财政的效力。
在州一级具备较大自主性的前提下，立足省、州两级，建立更具统筹力的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协调机制和协调小组。近年来，中央、省对藏区的帮扶和投入都不断增加，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仍然以条状垂直指导和帮扶为主，这些扶助项目往往要求地方配套资金。而自治州这一层级由于对接项目较多，财政困难，在落实上颇感为难。同时在决策上，州这一层面的主动性也难以体现。各个系统的垂直项目和资金分散、零散，造成撒胡椒面的状况，与藏区现实急需之间存在落差，故而亟须在省和州一级层面建立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协调机制和协调小组。在州一级层面，协调小组负责州内各系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整合，确定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从公共财政政策、绩效评估政策等多方面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向省级协调小组提交相关报告，申请各项支持和帮扶。省级协调小组负责就州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指导，对其建设效果进行评估。
（二）以深化体制改革为支点，培育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动力
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应以需求为导向，改变传统绩效评估仅仅针对项目和事务、设施的完成，忽略效果和效率的状况，在绩效评估中引入群众反馈机制。通过绩效评估机制的调整来激发乡镇一级政府的动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活力。
切实转变观念，鼓励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近期来看，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当然需要政府主导，但不是由政府包办，而是鼓励多元主体的参与。尽管藏区社会和市场发育都不充分，但是旅游市场的蓬勃正催生文化服务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出现。这就需要积极探索、鼓励农牧区文化能手、文化骨干、文化名人、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文化中心户、农牧区业余文化组织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让他们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服务者和管理者。这既能弥补政府的不足，也能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手段和产品更加丰富。
（三）立足藏区特殊性，立体化内容建设，将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之中
在送文化下乡过程中，最受欢迎的往往是当地藏族同胞也自行推出节目参与其间。这也就意味着，藏区公共文化服务在内容结构上要体现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融合与良性互动，体现民族性和地域特色，避免单纯送文化。文化节庆的开发一定要注重民俗传承和群众基础，避免单纯旅游开发的无中生有。如“耍坝子”就是藏区民众之间进行交流沟通、娱乐消闲的重要形式。实践中可否探索将这些既有的公共文化生活形式纳入服务体系中来，予以改造利用。培育民族民间文化团体，通过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将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系列中。
通过旅游引入市场机制，培育文化市场和民族民间文化团体，形成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良性互动机制。如甘孜州甲根坝乡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木雅文化，在省、州的帮扶下，甲根坝乡积极进行旅游开发，推动旅游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当地民众积极参与，各种民间演艺组织自发组织起来，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良好的公共文化基础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而旅游对文化市场的带动又最终反哺公共文化服务。旅游对文化演艺市场和演艺团体的培育，为政府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创造了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良好的公共文化供给对于推进信仰与理性的分离具有积极效应。
（四）时代化立体化渠道建设，夯实藏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
地域广阔，人口密度低，方言差异大，客观上导致藏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本高，效率低。藏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和战略性，要求我们必须夯实阵地，同时寻求更适应时代和受众需求的渠道形式和内容生产方式。逐步完善绩效评估，加强对现有渠道的整合利用，尽可能充分发挥现有渠道设施的效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投入，逐步缩小农牧区之间的差距，形成时代化立体化的渠道覆盖。结合藏区实际，建议优先发展广播电视这一大众性较强的传播渠道，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分众化和针对性，在内容生产能力上加大帮扶力度。结合藏区民众能歌善舞的特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特色化，培育民族民间文化团体。互联网的快速、便捷、互动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和改变着藏区民众的文化需求。自媒体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要适应信息传播技术的变化和藏区民众需求的变化，推出新的服务形式和内容。借助新兴互联网技术，整合传统的服务载体，推出轻型、便捷、灵活的文化服务。如数字电视、文化服务APP等。
立体化的内容建设与时代化的渠道建设形成传播合力，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更精准、更亲和地进入藏区民众的“手”中、眼中和心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切实担负起培育国家认同、推进区域社会现代化、传承区域主体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强大反分裂长城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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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叙，四川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