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具有必要的权威性、稳定性、统一性，不得被挑战或违反，而尊重、维护和遵守法律，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通常情况下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可能获得随意对抗或违反法律的权利。在各国实践中，只有少数案例表明，以不服从行为、违法行为抗议类似于种族歧视这样的被社会多数公认的恶法，才能在事后被以“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的名目豁免于刑事处罚。公民抗命实属法律实施中的个别例外，远未能形成一般司法实践，很难说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概念，未可轻易确定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否则整个法律大厦就难免有倾覆之虞。
对公民抗命行为正当性的认定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因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违法者行为动机的正当性、合理性，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要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实践中违法者所持的违法理由往往有较多的主观色彩，能否成立，始终存在争议，而法庭对其理由的审定也难免排除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如果在审理过程中过于强调违法者的主观意愿，并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难免导致法律公平正义的失衡，造成法制的不稳定和社会混乱，损害或动摇现有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稳定性。
有人认为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构成公民抗命的权利基础，把二者混为一谈，甚至视公民抗命为某种宪法权利，这一说法恐怕很难成立。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是一项受国内法和国际法保障的基本人权，有确定内涵，可以普遍适用；而公民抗命属于极少数例外，实践中不一致、法理上也存有争议，远未构成一种普遍人权，不可与言论自由相提并论、混淆起来。况且言论自由并非可以肆意妄为、无法无天，而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得超越或违反法律。规定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三款明确指出，该等权利的行使负有特别责任及义务，需要有特定法律予以限制，包括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风化等。倘若将公民抗命说成是言论自由，其意图既想为公民抗命的违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也会使言论自由蒙上了肆意违法的不良形象，很难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法治精神。
2014年发生于香港的“占中”行动被人们标榜为一起公民抗命的案例，虽然其非法集结、涉及暴力的违法性已被社会多数及司法机构所确认，但仍有人强调其动机和意愿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以此来掩盖其违法性质，博取社会同情。那么“占中”的动机和指向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占中”的直接目标是对抗和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普选的“8·31决定”。 在这里，“占中”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直接挑战其宪制地位，否认其不容置疑的职权及决定的法律效力，从而将自己置于同宪法相对抗的地位，因为正是国家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次，“占中”所反对的“8·31决定”的内容，完全是依据香港基本法第45条做出的，其正当性、合法性均来自于基本法。反“8·31决定”其实就是反基本法第45条，在这里，“占中”者又将自己置于同香港宪制性法律相对抗的地位。那么难道规定香港普选的基本法第45条是一个恶法吗，这样一种由极个别人主张的主观判断能够成立吗？如果这一判断不能成立，那么“占中”的正当性、合理性又表现在哪里？显然，在这里应当受到质疑的不是“8·31决定”和基本法，而是自诩为“公民抗命”的“占中”行动本身的正当性。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保障，保证法律公平正义的适用则是维护法治的必要措施。维护香港法治，不仅仅要依靠香港本地法律，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宪法和基本法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居于香港法律的最上端，是整个香港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依法治港，首先就要体现出宪法、基本法的宪制地位和作用，唯此才能真正保障“一国两制”全面准确的实施。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臧梦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