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迈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爬坡过坎的过程，要做的工作很多。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这些提法至关重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必须不断完善，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赵锡军：
中国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这包括债务风险、外部冲击风险及影子银行风险等。就此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金融领域依旧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必须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防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至关重要。本次会议提出“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未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更强调质量，并不断提升服务效率。
党国英：
此次会议提到两点特别重要：一是不吊高胃口；二是强调内生动力。“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就是要按照中央的现行标准办事。现在脱贫工作的难点是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在西部，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差，农民参与社会分工体系程度比较低，脱贫的条件不太好。对于这些地区，如果提高标准，就只能靠国民收入再分配来解决问题，等于要“养起来”。这既会造成财政压力，也没有可持续性。深度贫困地区，关键要改善条件，解决根本问题。
罗来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各项经济工作作了重要部署，其中，对外开放依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事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全面开放新阶段，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对外开放部署将进一步开拓全面开放新格局。
黄志龙：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十九大关于住房制度的提法——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会议强调：“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这里的长效机制除了已经实施的租购并举、土地供应、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外，房产税的立法将是完善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而财政部部长此时提出“对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可能是决策部门对房产税将进入立法程序的吹风和预告。
李洪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离不开改革创新。新消费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在转方式调结构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才能不断充实。
王军：
2017年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动力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受益于持续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并初见成效，上游原材料行业去产能效果明显，企业主动回补库存带来价格和利润双双快速回升，同时，消费和第三产业的贡献也不断加大。二是房地产市场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超预期回升，引发产业链相关投资和消费保持较高景气度。三是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较快，新技术对旧动能相关领域的改造、融合与提升加快，吸引了大量投资涌入。四是世界经济也出现了超预期的全球同步复苏，带动了我国出口增长，出口对GDP的贡献数年来首次由负转正。
景乃权：
从历史角度来看，房地产曾在各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均做过支柱产业，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为中国企业转型赢得时间。但过高的房价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若想长期化解房地产市场泡沫，要弄清房价上涨的原因，采取严厉的措施挤而不破。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关键在于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利用各种措施抑制过度炒房，利用租购同权改变居民对购房过度依赖的现状。
丛屹：
一方面，房屋本身具有居住和资产双重属性；另一方面，我国居民主要依靠直接购买满足居住需求，这就容易导致一些购房者囤房炒房，从而造成房屋空置、房价高涨，让资产属性挤压了居住属性。因此，改变房地产行业原有的开发模式，积极发展长期租赁市场，成为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的关键一招，有助于缩小“购房”与“租房”在实际居住效果上的差别。
蔡昉：
机器人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因为发展机器人并不是人们要赶时髦或是怕落后，而是由于现实需要。首先，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但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仍在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原来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这就必然提出用机器替代人的需求。同时，技术变迁的规律也不可阻挡。机器人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替代人的速度将是前所未有的。
练洪洋：
站在企业的角度，办职业教育需要成本，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未必能够直接变现，投入产出比不确定，因此心存疑虑。如果企业家缺乏心怀天下的大局观和着眼未来的战略眼光，想让他们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发展并不容易。因此，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亟须一套激励机制，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收益，从而提升企业参与意愿。譬如，在办学资格、办学用地、建设规划、投资融资等方面出台“政策包”，降低企业举办职业院校门槛；政府通过委托培养或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予以财政扶持；利用税收工具，对参与产教融合发展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鼓励产教融合发展走市场化之路，让企业举办职业院校变得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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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