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契机

2017年10月24日 11:39   来源:经济参考报   桂涛

  楼梯仅一人宽,木地板吱吱作响,墙角还有蛛网。走进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古老的办公楼,我见到了中国近代史教授方德万。

  方德万自称“孔门弟子”。他是孔飞力的学生,孔飞力又是费正清的学生。对了解西方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些汉学泰斗的名字如雷贯耳。

  方德万在荷兰出生长大,现在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1850至1950年中国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他的办公室里随处摆放着和中国相关的物件:西藏的转经筒、打坐的蒲团、小泥人儿、旧军帽,水杯上也印着胡适的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我去拜访方德万时,他的新书中译本《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刚刚出版。他曾在南京的档案馆里偶然接触到中国海关的资料,于是开始打捞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百年史。在书中,他以清末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为线索,展开叙述。

  学界对海关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始终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时的中国海关实际由外国人把持,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另一种观点认为,海关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契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方德万认同后一种观点。他觉得从历史角度看,把中国与西方当作一对绝对矛盾,这并不客观。“有矛盾也有合作,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中国的传统特色。”

  从没有人像方德万这样,把海关放到“中国现代性起源”这样重要的位置来审视。他认为,对海关的重新审视也是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审视,“百年近代史不一定就是百年屈辱史,事实上这段历史很丰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应该还有另一种思考方式,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

  一些人将海关视为联合国的先驱,它有国际化的公务员体系,其掌握的各方权力也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方德万说,自己对海关最钟爱的地方正是它的“国际性”,各方合作,“而不是对主权的绝对迷信,甚至发展成破坏性的民族主义。”

  在方德万看来,海关带来了新技术、新思维,为中国建立起税制体系,培养出第一批公务员,中国的经济也和全球经济相连,这都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活力,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比如,与西方政府官员相比,中国官员话语体系中更频繁地使用数据,现代数据的概念正是经海关进入中国的。”

  海关带来了双向度的影响。关于中国的资料、数据通过海关广泛译介到西方,“此前西方人眼中专制、未经教化的中国人,成了另一番模样。”方德万说。中国成了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也因此影响了世界现代性。

  他始终认为:“现代性不是西方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而是当中国在经济、社会、学术上与西方相连时自发产生的,所以现代性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

  方德万对赫德很有感情,认为他带着宗教热忱操持中国海关,留下了不少遗产。赫德的铜像曾伫立在上海外滩,后被日本人捣毁。方德万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希望重新为这个中国海关的标志性人物立像。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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