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中国城镇化的症结就在于户籍制度

2017年08月03日 08:28   来源:经济参考报   

  陶冬:

  “灰犀牛现象”并非中国的专利,全世界的央行都因信贷过热、房地产过热、通胀超标而改变货币政策基调,这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必然政策套路。从历史上看,政策收缩期资产价格下调的机会较大。

  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并不可怕,有上升周期,必有下降周期,然后才有另一个上升周期,这是经济规律。下行周期给经济一个出清的机会,为新的周期制造基础。古今中外,莫不如是。但是下降周期势必带来更严峻的信贷环境和营商环境,个人消费和企业盈利会受到影响,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会受到影响。

  林采宜:

  中国目前面临三只“灰犀牛”:首先,从资产负债率来看,房地产行业78%的负债率客观上已经形成地产“绑架”金融的共生效应,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和去产能导致的房价下行风险,有可能造成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扩大,消除房地产泡沫和控制银行不良资产之间形成了政策的两难。其次,在去产能、调结构压力下释放出来的企业债务信用风险,有可能引爆理财市场的一个又一个“地雷”,并由此引发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第三,美联储加息形成的国际资本“虹吸”效应,对中国的资本外流构成了直接压力,人民币利率有可能陷入稳增长和稳汇率之间的两难选择。

  刘陈杰:

  谨防金融领域的“灰犀牛”,短期在于,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和提前预判以及适度的救援。中长期来看,无论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是非金融国有企业部门,都在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资金空转、资产泡沫、市场乱象,仅仅是表面现象,是资金自发地认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的表现。实体经济回报率过低,是金融领域“灰犀牛”造成威胁的根本原因。

  郭沛源:

  环境风险具有“灰犀牛”的主要特征:大家都看到它的存在,譬如空气污染;但多数人特别是金融从业人士视而不见,认为这并不构成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当污染问题集中爆发、人们连生命健康都受到威胁的时候,发展便成为次要选项,经济、金融会遭遇断崖式下滑。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不管是哪一方面,累积到一定程度都会冲击实业,间接影响金融稳定。

  夏斌:

  当前我们要警惕国际经济领域中产生的“黑天鹅”。我认为,我们也要警惕国内的“黑天鹅”。一方面,房地产调控已经发展到了“五限”,我们要警惕市场上形成预期一致而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形势所迫。但是,面对已经积累的大量金融风险,我们要讲究监管策略,政策转化中要讲究策略。要警惕由于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不力,造成不该有的经济剧烈震荡,对经济稳定带来重大冲击。

  谭浩俊:

  外资愿意来华设立尖端工厂,释放出国外投资者来华追求“技术红利”的信号。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与30多年前相比,在中国投资办厂,不仅不可能再享受到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红利,也无法再享受到土地资源、能源消耗、环境破坏等方面的红利。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在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任何红利。这也意味着,要想到中国投资,要想继续在中国得到利益,就必须转向高端技术、尖端技术,追求“技术红利”。显然,这是对外资提出的考验。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资能够纷纷来华投资设立尖端工厂,说明这些外资企业已经看到了中国新的市场需求、新的发展空间。

  莫开伟:

  从目前资管业务的现实来看,金融机构早已在资产管理领域形成混业经营,而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仍是按机构类型进行监管,难以适应混业经营趋势下的监管要求,更滋生了各类机构的资管产品因标准不同而存在监管套利的空间。对此,央行于2016年底会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资产管理业务标准规制,但至今资管业务实施细则仍在酝酿之中。应针对资管业务规则差异、产品嵌套等问题进行顶层设计,将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统一同类产品的监管标准,切实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风险传递。

  马光远:

  中国城镇化的症结就在于户籍制度。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大城市和热点城市,没有户籍,租房买房,其实都很尴尬。因此,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必须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更是打破这种身份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鲁政委:

  前不久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直接融资包括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年度间,股权融资往往波动较大,而债权融资则具有更强的刚性。如果对企业,其融资尚可在贷款和直接融资之间进行一定调剂的话,而对于政府、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来说,这种腾挪的空间就几乎不存在。在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就更是如此。

  肖立晟:

  净资本流动是汇率波动最主要的冲击来源之一,其运行具有一定的周期性。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显著提升,但人民币汇率仍然波动不足。未来应选择净资本流动冲击相对较弱的时期,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同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缓解外汇市场压力,让人民币汇率波动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

  (本栏目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焱)

精彩图片
    焦点图片
    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