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文化优势地位带来的认知偏差，使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在面临着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话语的巨大的障碍和严峻的挑战。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需要打破西方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多年来固化的思维定式，还要让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的广大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我们的论述。这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都非常强的工作，需要找好突破口和着力点。
[关键词] 西方意识形态；西方话语体系；突破障碍；中国论述；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论述深刻，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他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他还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挨打”“挨饿”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他强调指出，失语就要“挨骂”，而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要解决话语权问题。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认为，这一任务既有现实的紧迫性，也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又必须克服巨大的障碍。
从紧迫性方面来看，当前中国与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中国正处于一个痛苦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世界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调整期，中国与世界正处于一个复杂的磨合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历史机遇方面来看，中国的民族复兴正在走向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成熟，世界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变革，中国和世界的这些重大变化，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重建世界话语体系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遇。我们抓住了历史机遇，就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从要克服的障碍来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文化优势地位带来的认知偏差，使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在面临着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话语的巨大的障碍和严峻的挑战。
本文重点围绕西方话语对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障碍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认识。
一、西方话语对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障碍
构建国际话语权包括增强说服力和传播力两个方面的任务，也就是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两个方面的问题。相对于增强传播力而言，如何增强说服力，如何说出我们的道理并让受众接受，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方面我们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障碍。
首先，面临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由于总体上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尚无法改变，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西方政界、学界中总有一些人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敌视中国，或者以“显微镜”放大中国的缺点，或者以“哈哈镜”扭曲中国的形象，或者以“变色镜”颠倒是非黑白。这些人虽不能代表全体西方民众，但居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这些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偏见、坚持反华反共政治立场的人，我们无法以道理来改变他们的立场，只能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终以我们自身发展的事实来粉碎他们的诽谤和攻击。
其次，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优势地位带来的认知偏差，也是一个重要障碍。由于西方率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长期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西方的学术思想、学术标准、学术路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构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既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有傲慢自大的学术偏见，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深深影响了全世界。我国国内学界的许多人也自觉不自觉地照搬了这一话语体系。受这一话语体系影响的人习惯以西方的视角俯视中国，与那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偏见相比较，这种认知偏差更具学术色彩、影响更为广泛。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特别是学术话语体系的认知偏差、争取受其影响的一般学者和大量民众，是我们当前构建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以强有力的中国论述说服世界、征服人心。
二、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
虽然，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有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科学的一面，但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比如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往往忽视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和各种内外矛盾的相互作用，而习惯运用解构、实证的方法分别对不同问题进行分割、孤立的考据式研究，或者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者突出历史人物的心理作用，或者偏重于部分数据的抽样分析，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方法单一，容易陷入片面化和绝对化。二是居高临下、以己度人，套用西方的模式和经验观察世界。西方学界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别人，不相信、不接受超出自身认知习惯的事物。比如，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就有两个难以改变的视角和参照物，其一为研究中共时以苏共为参照物，以苏共的意识形态框架来框中共，无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曲解中共的各项政策；其二为研究中国以美国为参照物，以美国的国际行为模式来套当今中国，臆测中国要走美式称霸道路，妄议中国的“扩张意图”。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最先要面对的就是西方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这些固有成见。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及其各类变种，从根源上说都是出自这种成见。
这些观点忽视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忽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拒绝承认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不了解或不愿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成功实践，龟缩于西方政治优越感的甲壳之中自说自话。这些错误观点严重误导了国际舆论，极大干扰了我国对外战略的实施，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也干扰破坏我国国内的社会共识，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成为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以中国论述说服世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需要打破西方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多年来固化的思维定式，还要让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的广大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我们的论述。这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都非常强的工作，需要找好突破口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重要讲话中，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我们指出了努力方向。贯彻这些重要思想，以中国论述说服世界，需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以我为主，兼容并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包容性优势，打破西方学界的思维定式，重新诠释西方话语体系的一些理论和概念。
二是问题导向，抢占先机。抓住当前世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提出中国主张，贡献中国智慧，以中国论述中的思想内容说服世人。
三是讲好故事，寓理于情。既要讲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故事，也要讲好改变个人生活命运的小故事，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心灵沟通，增加中国论述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四是顶层设计，系统阐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中取得诸多重大成果，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要充分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的成果，深入研究党的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关系，构筑理论总体框架，建立起中国论述的宏伟大厦。
总之，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既是长期任务，又有迫切需求；既是艰巨挑战，又有重大机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必须攻克的一重关。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创新思维、大胆尝试。我们必须整合理论、学术、文化、传播各个领域中政府和民间各方面力量，合力来迈这道坎、来攻这重关。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责无旁贷，必须要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敢于碰硬、勇于创新，以响亮的中国声音为中华崛起鸣锣开道、呐喊欢呼。
[作者简介] 张宏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