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永远需要务实的改革，否则保守、落后之物一定会充斥我们的生活，压抑社会活力。然而，改革又需要在人心上做许多工作，操之过急很可能事与愿违。原因很简单：任何改革本质上都是权力与利益的调整，如果被改革波及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不愿为改革支付必要的代价，他们就会拧成一股反改革的力量，与改革者分庭抗礼。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改革，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戊戌维新，最后都陷入失败的泥沼，主要原因在于步骤过于急促、改变过于迅猛。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改革家。他最大的功绩是将一所充满封建气息的皇家大学改造成了具有明显民主科学色彩的精神圣地，他走的就是渐进路线，未雨绸缪、循序渐进。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就跟他“短兵相接”了。马氏是从湖南考入北大的，报到那天，他看到一纸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在北平（北京）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读完公告，马氏十分愤怒，他想不到，作为全国精神自由大本营的北大，居然有如此迂腐的规定。马兆北立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带有浓郁情绪的信，信中说：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退学。马兆北对此信并没有寄予多少希望，只是为了表达观点和情绪。他觉得，校长日理万机，未必会注意到这封信。
然而，正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的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浏览下边的署名，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培谨启”。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从蔡元培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学生注册需要官员提供保证书的制度，是不以为然的，但他当时并未强行进行颠覆性的改变，而是采取了由自己作保的方式，为日后说服众人、改革注册制度留出了缓冲时间。
渐进的智慧也体现在蔡元培对北大校风的改造中。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建立于清末，是科举制度的替代物，许多教师都是官员兼任。到了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可并没有立即发生质变。不少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结交一批有背景有金钱的朋友，以利今后飞黄腾达，学风很差，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时常发生。学风不好，教风也未必强到哪儿去。其时北大一些老师根本没有以身作则的意识，娶小老婆的、吸鸦片的，去官场钻营的，比比皆是。对此，蔡元培并没有鲁莽从事，比如大规模开除学生、解聘教师等，而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对北大进行了重塑。
蔡元培做的第一件事是教育学生改变读书观念。他在就职演讲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其二，他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号召教职员工提高道德修养，以作学生楷模。进德会明确规定会员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对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对乙种会员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基础上，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而对丙种会员则要求在前两个标准外，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入会手续很简单，入会人只须填写一个申请表，写明愿为某种会员后，即在《北大日刊》上公示。进德会成立后，北大的教职员工踊跃报名，仅半年左右时间，加入的会员就达到了398 人，其中包括温宗禹、夏元瑮、王建祖、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锷、高日采等大批知名人士。其三，也是最关键的，蔡元培使用校长的权力，聘请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陈独秀当时正主编《新青年》，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觉得此人有批判旧世界的激情，观念前卫，思想深刻，正是北大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到前门小旅馆三顾茅庐，坐在门口等陈起床，还为他编造假履历，称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以便获得教育部的同意。后来，陈独秀引来了胡适，加上蔡元培没有排斥思想守旧却有真学问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北大的学术风气，很快变浓了。
“渐进”不是懒惰，而是面对复杂事物的一种策略；“渐进”也不是庸碌，而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深刻洞察。“渐”是表象，“进”才是本质。蔡元培博古通今、思想敏锐，他比一般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