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设立专门扶贫机构，大力开展扶贫开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成效举世瞩目。同时也应看到，一些贫困地区过度依赖外力，将扶贫看作是一项福利，理解为给钱给物，其贫困状况虽然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很容易反弹。作为扶贫的主导力量，政府既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入脱贫攻坚，又要大力激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陆汉文：
扶贫对象瞄准偏离、扶贫项目“名实分离”，一直是扶贫开发面临的深层挑战。这种局面与扶贫对象基础能力差、利用机会的竞争力不足有关，也与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开展扶贫开发面临信息不对称等约束条件有关。《“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健全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动态调整机制、精准施策机制、驻村帮扶机制和贫困退出机制。这些措施抓住了现代信息技术为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机遇，也抓住了通过正向激励改变扶贫资源竞争行为这个关键节点。
孙久文：
“精准扶贫”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不能忽略生态环境和外部环境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往往生态环境恶劣。对于资源贫乏、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可以考虑有序迁出部分人口，降低生态压力，对于迁出人口可以实施一定生态补偿。也可开展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力度。在扶贫的过程中特别要对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充分用好，把体现民族核心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内容重点保护好。
汪三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时期，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一些简单的扶贫方式很难奏效。要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让贫困户有稳定的收入最难，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户“造血”。此外，脱贫攻坚不能操之过急，要防止形式主义。在稳扎稳打的同时，各地应根据实际进行创新，精准、高效地完成脱贫任务。
姜超：
自从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监管系统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避免监管空白，一行三会近期不断加强监管协调。由于监管密集出台，导致前期市场波动加大。随着一行三会统一协调监管的加强，央行需要保持流动性平稳适度，这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已经表述得较为明确，意味着目前市场流动性可能较长时间内处于区间震荡格局，金融安全是央行政策的底线。
韩贤旺：
美国加息的预期管理还依赖于经济数据，不会一帆风顺，但是资金成本的上升方向是相对明确的。这个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中国，包括汇率和资金流动。中国经济过去几年出现了加杠杆的过程，表外和同业等规避资本消耗型传统银行业务的创新带来了货币乘数失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启动去杠杆的金融监管风暴是未雨绸缪之举，可以预期这种监管会成为调控风险的常规动作，资金成本上升也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趋势。
童文涛：
2017年银行资管规模增长将放缓。一是被动收缩，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统计口径，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尤其是中小银行资管业务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缓；监管环境日益趋严，银监会出台了系列文件规范银行资管业务，以往“野蛮”增长的局面将会受到全面管控。二是主动收缩，今年以来，银行资管业务产品端的价格不断升高，负债端成本越来越高，但是资产端的收益还没有上来，负债与资产之间的收益差不断收窄，使银行资管业务以往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沈建光：
在今年房地产与金融去杠杆的宏观背景下，积极财政应该更为深入，应起到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包括用好财政存量资金，做好减税降费工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确保在建项目实施等。伴随着一揽子减税降费新政落地，期待今年减税降费能够增至万亿元，缓解实体经济运行压力。同时，应加快税制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房地产税立法工作，让积极财政能够落到实处，防止短期内多重政策收紧造成无序去杠杆风险。
张明：
从企业利润视角来看，本轮企业利润的改善主要来自PPI的回暖。未来随着PPI的回落，企业利润增速的放缓将会制约企业补库存的行为。从需求视角来看，消费增速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趋势性下行压制了库存投资增速的上升势头，而房地产投资的回落将会抑制库存投资，出口增速的可持续性也会影响库存投资的可持续性。从金融视角来看，实际利率由降转升将会显著抑制中国企业的存货投资。基于以上三个维度，本轮库存周期当前可能已经处于高点，未来将会逐渐消退。
张越：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仍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一是固收为主的产品线完全不能满足需求，缺乏丰富的产品线配置，数字化缺乏基础的生产资料。二是投资者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刚兑需求还是非常强。三是未来大量高净值客户需要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服务，监管和法律法规如何实现对其正确引导。财富管理是一个长跑行业，不是比谁发展得快，要看谁能跑到最后。在财富管理供给侧非常不足的情况下，一家机构在资产端、产品端的能力非常关键。
杨志勇：
收入分配问题仍然需要强调公共政策工具的作用。这里的公共政策工具必须是多样化的，是政府不同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以及规制政策的综合体。当前，最需强调的收入分配政策工具应该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政策。个人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仍要发挥作用，但应充分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至于遗产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开征的条件。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