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个体行动之上的经济学，会把如何促使个体更好地发挥创造性才能的问题放在首位，并且考察相关制度的形成。
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劳动”到“行动”，是经济学在过去一百年多年完成的一次重要转换。“劳动”对应于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代表，而“行动”则对应于十九世纪末“边际革命”之后的现代经济学，用米塞斯的话说，边际革命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选择通论”，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普遍的科学，也即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的一部分。下面将分别说明“劳动”与“行动”各自的理论与道德蕴意。
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的重视体现在他们不仅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还用劳动来定义价值、衡量价值，也即常说的“劳动价值论”，这种价值理论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有萌芽了，在李嘉图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相比斯密关心财富的生产问题，李嘉图更关心的是财富的分配问题。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被马克思继承，他的整个《资本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如米塞斯所说，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在“劳动”上下功夫，在于他们不能从市场交换现象与生产现象追溯到这些现象的最后根源——消费者的行为，他们只研讨生意人贱买贵卖的行为，而把消费者置之不顾。换句话说，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立足于消费者角度认识财富的主观性，认为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交换只是使价值实现，本身不会使价值增加，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而生产过程之所以能够带来价值，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要素“劳动”参与其中，这里的劳动主要是指工人的劳动。
“边际革命”往往被认为是一场价值理论的革命，即用主观的边际效用理论取代之前的劳动价值论，但这一认识其实是不够的。主观价值是与个体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如从主观价值追溯到个体行动，人们就会像米塞斯那样意识到，边际革命实际上是“人的行为通论”的革命，这也是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不再是关于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科学，而是关于个体选择的科学。在作选择的时候，个体不只是在一些物质的东西和一些劳务之间选择，所有的人类价值，都在供他选择。人的选择，也就是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不适”这一“目的”，行动及其目的总是个体性的，所以价值是个体概念。相反，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财富”及其对应的“劳动”等都是整体性的概念，也即他们不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去考虑这些概念的。
经济学从“劳动”转向“行动”，在新古典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有充分的体现，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是考察厂商行为与消费者行为，对“行为”的专门考察在古典经济学中是找不到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向考察人的行为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受限于均衡论，没有把个体视为创造性的主体，而只是一个“计算最大化”的主体，从而没有实现“行动”对“劳动”的真正替代。
比如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视为“生产要素”，这样，经济学的问题变成如何最优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问题，人成了被配置的对象，也经常是“关照”的对象，比如衍生出劳工利益保护、社会保障等所谓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都可以归为再分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古典”色彩。相反，建立在个体行动之上的经济学，会把如何促使个体更好地发挥创造性才能的问题放在首位，并且考察相关制度的形成。
劳动与行动也有明显不同的道德蕴意。劳动的道德蕴意是“劳动是美德，劳动本身就是美德”，这当然是与古典经济学“劳动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观。由于财富的“社会性”，相应地，劳动所包含的美德也是一种利他性的美德。相比之下，“行动”的道德蕴意是“不要限制个体的行动，给个体自由，给个体自由是美德，个体发挥创造性是美德，只要他的行动是合乎道德法律的”。
价值观与道德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有价值的才会被认为是有道德的，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学说中，“价值”指的是“社会性质”的财富，这意味着有一种独立于个体评价的道德标准，或者说道德标准的“外化”，掌握了这种标准的人就成了“权威”，他们可以用是否创造“社会价值”来对另一个人的道德进行评价。由于这种学说认为财富的创造在于劳动，相应的道德评价体系也必然是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多劳动被认为是美德，劳动就成了衡量美德的标准。为了衡量劳动的多少，必然会建立一套人为的评价体系。这套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为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就取代了传统的道德法律。受这套人为评价体系的压制，个体不能按照他自己认可的正当法则去行动，这意味着当道德法则被人为的评价标准取代时，个体的行为的扭曲也导致了经济的扭曲。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