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谈绿色发展与巨灾风险应对新思路

2017年05月17日 09:07   来源:深圳特区报   

  “巨灾与经济风险综合防范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 深圳特区报记者何龙 摄

  5月13日、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达沃斯全球风险论坛共同主办,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地球综合风险防范项目共同承办的“巨灾与经济风险综合防范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来自全球的百余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共议巨灾与经济风险综合防范。

  研讨会围绕影响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灾与经济风险这一全球性主题,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从落实联合国“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出发,深入讨论和交流巨灾与经济风险综合防范等学术和政策问题。此次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推动国际综合风险防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风险防控提供有益的启迪,为绿色发展与应对巨灾风险提供了很好的新思路。本报现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编者按

  国家减灾委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

  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四大任务

  去年7月28日,在中国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新要求。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减灾相结合。要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机制体制改革的意见》。

  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的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遵循五项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确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综合减灾,统筹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广泛参与。

  改革确定了四项重点任务:一是健全统筹协调机制,统筹灾害管理和综合减灾,加强各类自然灾害管理全过程的综合协调,强化资源统筹和工作协调。二是健全属地管理体制,强化地方应急救灾主体责任,健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制度,完善军地协调联动制度。三是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的参与机制,搭建社会力量参与的协调服务平台和信息导向平台,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救灾联动机制。四是全面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强化灾害风险防范,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提升救灾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国和)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Diana Mangalagiu:

  “一带一路”经济风险及其综合防范

  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的合作,积极构建应对风险的综合能力。中国政府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和号召力,“一带一路”倡议不只为中国、也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了很多发展契机。

  灾害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会产生连锁反应,在面临灾害时,很难分析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单一责任,或者责任和后果应该由谁承担,我们一方面要接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要从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层面更好地应对。

  过去几十年,对系统性风险、新型风险的研究一直在持续,比如全球性金融危机,去年也有很多关于隐蔽性比较强的灾难的讨论,这些危机和灾难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而且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有可能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多层面,哪怕只是单一产业的风险,也不能忽视其复杂性。

  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2015年发布了《愿景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报告,报告提出,鉴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资金巨大,因此有必要对目的国的风险挑战进行正确评估,金融机构必须了解“一带一路”各国所存在的各类风险,希望在“一带一路”各国市场分得一杯羹的建筑公司和其他企业必须为危及其在新市场运营的潜在威胁做好充分准备。对此,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各国的运营风险和信贷风险进行了完善而严密的分析。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对风险防范及巨灾的管理水平也各有差异,对于巨灾防范的投入不足,带来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维护不足而导致的潜在风险。建立全球性的机制共同开展全球范围内的综合风险和灾害防范,具有切实的需求。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国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人禾: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灾害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气象灾害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有重要影响,从气象灾害的种类来讲,在一带一路上各种气象灾害都有表现,比如暴雨、洪涝、高温、低温、沙尘暴、台风、风暴潮、海平面上升等。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从现在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准备或者说已经开始的工程建设方面,评估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是迫切需要的。

  第二:现在在倡导的绿色发展,从能源讲,跟大气科学或者气象有关的,比如说风能、太阳能,这些发展也跟气象灾害有很密切联系,上述气象灾害对我们清洁能源的运营、维护、调配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三,气象灾害对现在大量开展或者即将开展的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建设及风险评估和防范方面有几个建议: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建立大气观测系统。现在,对整个中亚而言,其对大气的观测能力或者说监测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建大气观测系统,不管是从防范,还是从评估来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要建立“一带一路”数据共享中心,也就是指自然灾害的资料中心,自然灾害的资料中心,这些非常重要,如果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气象观测资料有效共享,对整个“一带一路”建设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应该建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预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如果有预报,就能提高预防的能力。

  四、要建立联合研究中心。现在“一带一路”很多自然灾害到底影响程度多大?它的分布规律是怎样的?它的变化机理是什么,我们还不甚清楚,这就需要通过联合研究中心实现信息共享、共通、共用。

  (深圳特区报记者 谢仕亮)

  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联合国减灾办公室负责人Robert Glasser博士:

  参照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进行风险防范

  针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可能面临的自然与经济灾害,可以对比《仙台减灾框架》来为灾害和风险防范提供参照。

  联合国颁发的“2030可持续发展的日程”,就包括了《仙台减灾框架》、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样一套国际政策框架非常全面地引导各国政府进行扶贫、减贫、减灾的工作。在中国,扶贫、减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2030可持续发展的日程”是一个整合型的日程,不光是要给出框架的引导,更多的是要形成各国之间的协力,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方式来根除贫困,来应对灾难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仙台减灾框架》把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到对于灾害风险本质的理解上,包括增强防范,并且未雨绸缪对灾后恢复做更多的投资、投入,便于更好地重建。

  《仙台减灾框架》强调对风险的预防和防控非常重要,政府要以主导的角色采取“以人为本”的行动方式进行预防和防控。更重要的是,要运用综合性、多维度的风险防范的方式应对问题,很多问题不能独立去解决,更不能在国与国之间产生隔阂。比如说全球性的大型流行病的发生,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就必须要求全球各国协同一致地去协调。在各国当然也须由政府去制定相应的、具体的指标体系,去支持和保持和联合国框架一致。

  气候风险、灾害风险有可能相互激荡共同发生,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风险意识植入到风险防范计划当中,国际社会和区域要把各种有效的措施整合在一起来共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把减灾框架与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全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行动综合在一起,实现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

  (深圳特区报记者 谢仕亮)

  美国Validus Research首席分析官Zifa Wang:

  风险模型开发及其在保险行业中应用

  现在重点介绍一下地震模型的开发过程和原理,以及该模型在保险行业中的具体预测和应用。地震风险模型搭建时需考虑三个方面因素。第一是危险性,包括确定震源、震心以及震波所及区域的震幅能量等。第二是脆弱性,不同震区的建筑物脆弱性不同,在中国用四个最基本的因素来确定,即建筑物的等级、年限、高度和占地面积。第三是模型的有效性检测,需通过历史的损失数目与模型预测的数目进行对比,完成模型有效性的检测。

  模型应用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应该是现场的反应,即遇到紧急事件的时效反应。可以看看地震模型在5·12汶川地震中的应用案例。9周年前的5月12日下午2点20几分,我们成功地预测到大概100个建筑物,预测率达到90%以上,远超出同类型的其他预测。我们把结果报告给中国地震局,将当地灾后居民及时转移,起到良好的减灾效果。

  通过项目的盈利能力分析,即便是通过非常小的保额,或者将保金定在较低的价位仍然能够带来较高的收益和盈利能力。因此,对于地震进行保险安排是非常可行的方式,通过地震模型的分析预测可以带来比较正向的结果,但模型的精确性和对于预估的高不确定性仍面临挑战。未来更多最新的科学技术将会应用到风险模型开发当中,以提高模型预测能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国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崔鹏:

  通过“五通”实现“一带一路”共赢理念

  “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赢理念,要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来实现。道路联通是“五通”的基础和“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天然气管线、港口、水电工程等。许多重大工程暴露于非常复杂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之下,可能受到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干旱、台风、风暴潮、海啸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一带一路减灾是沿线区域的共同关切和最大公约数,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措施。

  由于“一带一路”地区孕灾条件复杂,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明显,灾害成因复杂,减灾研究基础薄弱,综合风险防范遇到很大的挑战。针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立项推动“‘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防范”国际研究计划,旨在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机构和国际减灾专家,开展灾害调查,建立灾害数据库;认知灾害规律,预测灾害风险;研发减灾技术,开展防灾减灾实验示范;建立资料共享与跨境灾害应对机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减灾防灾的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地球系统科学知识,认识灾害的形成、演化、成灾过程,实现对自然灾害进行更好的预测和防范。进而把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相结合,综合利用监测预警措施、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工程措施、政策保险措施、社会组织措施、科普教育措施等等,进行灾害风险的综合管理,营造相对安全、高弹性(高抗灾能力)的社会和工程建设环境,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

  (深圳特区报记者 谢仕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减灾委专家委主任秦大河:

  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将近30年的工作中,先后发表了五次评估报告。这五次报告是气候变化科学的精华所在,凝练汇总了大量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全世界气候变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IPCC第五次报告主要有三大核心结论:1、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显的;2、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干扰越大,我们面临的风险就越高,受到的影响也更广泛,而且有些影响是不可逆的;3、如果我们尽快采取措施限制气候变化,则有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通过气象资料测量,2016年已经被证实是全球地表温度平均最高的一年。近年来气候变暖的速度明显加快。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冻圈消融,海平面升高。

  气候变暖最根本的原因是“碳”的排放,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分析不同的代表性排放路径,即使是低排放的情景,到2100年海平面仍可能升高26-55cm。

  《巴黎协定》将工业化后的温度升高目标限定在2度以内。为实现这一目标,人类活动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是关键。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科学家也有科学家的责任。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全世界如此,中国也不例外。高温热浪、海平面上升、海冰消融、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乃至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缘政治都和气候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潜在的间接影响包括食物和水的短缺、沿海洪涝、公共健康情况的恶化等。

  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而是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非常有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亚欧大陆区域灾害风险很高。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利用,绿洲和冰川退缩、地下水盐碱化等情况非常严重,一些原本富饶的村庄已经不再有人居住。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国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主任傅伯杰:

  “一带一路”生态建设与风险防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全球化和包容性的倡议,同时也是一种全球性和包容性的过程。中国地理学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参与制定了“一带一路”倡议规划、贸易和投资规划及经济走廊建设规划。

  在“一带一路”的生态建设方面,有必要将生态系统的监测、保护、恢复以及生态系统管理紧密结合,同时要重视生态系统巨大的服务功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基于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这也是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此外,有必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监测、管理和恢复的“一带一路”的网络,从而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

  “一带一路”应该是绿色的和蓝色的“一带一路”。一方面能够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建设良好的生态系统,“一带一路”覆盖地区有着多样的地理特征,我们需要根据每个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环境背景,去考虑开发建设的规模及程度。

  气候变化问题是我们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全球变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提醒我们必须保持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系统建设的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开发和建设方案需要政府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各地区的人民联合设计,共同推进、共同执行。在此基础上进行巨灾与经济风险的评估工作。对于灾害防范,我们应该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机制,然后去进行应对。这对于政府、保险业和金融业等都是不可回避的一项工作。

  最后是能力建设。能力建设非常关键,且应该从全社会入手,去构建数据分享、数据管理以及信息分享和管理。政府、教育界、学术界、商业界及公众,应就生态系统管理进行共同努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国和)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哥德堡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德亮:

  生态建设需要跨界跨业的互动

  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很享受各位的观点,以及很多研究成果的展示,我们也问了很多问题,而且对于一些议题我们会持交流的态度,尽量在思想上产生交流的火花。

  到底我们经常讲的生态建设是什么?生态建设是中国常用的术语,生态建设主要是对受人为活动干扰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是根据生态学原理进行的人工设计,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是自然和人工的结合,达到高效和谐,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生态建设中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提升空间,我们可以从生态建设本身、生态建设机制、生态建设管理和生态建设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出发,在各个角度发展我们自己的生态建设。

  今天早上有同事提到,其实我们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落地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事情已经就位了?其实,我们确实有错过,或者说有缺失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各自相对孤立的领域里做研究,有点闭门造车的感觉,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或者跨行业的互动性还不够,包括政府有政府的一套,企业有企业的一套,非企业非政府又有他们的一套,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打通跨界、跨业。生态建设就是需要跨界、跨业的互动,唯有加强各界人士的交流协作,才能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看到了规划,看到了讨论,很多人在思考该如何打破政策限制的界限。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现象,我们要更多地将各界的人召集在一起,让各界的人在一起共同协作,参与像今天国际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来达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沟通和思想碰撞。

  (深圳特区报记者 谢仕亮)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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