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2017年05月12日 09:10   来源:经济参考报   

  张茉楠:

  随着“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的加速,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这将有助于在这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中形成“人民币区”。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双重原因,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落后,突出表现为资本短期、基础设施不足,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依托基础设施项目、境外经济合作区、边境合作区等模式,建立以人民币贷款、直接投资为主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范围。

  赵磊:

  “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不断发现痛点、解决痛点,努力开拓运营与管理服务业务,提升高附加值。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在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努力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软联通”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标准、服务、价值观带出去,用文化软实力赢得顾客。

  李彤: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为跨境金融服务开辟了新空间,也对金融业自身改革创新和国际化提出了新要求。首先,中国金融业需要加快自身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着力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尤其是对跨境投融资业务的风险管理水平。其次,中国金融业需要推动自身开放,加快国际化进程,积极储备国际化人才队伍,稳妥扩大海外机构布局,构建多层次海外机构网络,实施本土化经营和深耕,努力同国际同业开展竞争,拓展海外利益空间。最后,中国金融业需要提升自身服务创新能力,提供更加贴身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汪伟:

  中国的商业银行有必要厘清海外区域风险特点,采用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规避境外经营网点拓展和境外业务开展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所在的亚洲区是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拓展的重点区域,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在贸易往来较密切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同时,逐步加快构建覆盖全球业务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针对不同地区的风险评价体系。

  李稻葵:

  雄安新区应该探索一种由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的土地管理办法。第一,政府可以长期持有相当一批房地产物业,通过出租的方式提供给在雄安长期生活就业的居民。第二,政府也可以建造一批“小产权”房,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卖给在雄安长期工作的人群,这种住房只能限于在本地工作的人员内部流转。第三,雄安的另一部分物业也可以完全面对市场开放,但其前提也是提供给具有雄安长期居住证的人员。通过这三种方式,让土地的使用能够长期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避免房地产沦为投资和投机的工具,也为地方财政提供长期的财源。

  黄志龙:

  一线城市由于房价过高、人口疏解政策导致的人口净流入减缓或终止的趋势,使得一线城市出现房价高企、租金回落的背离现象。在此背景下,作为衡量不动产长期投资价值的关键指标,租金回报率持续不断下行,或将成为压垮一线城市房价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

  杨国英:

  进一步扩大信息消费规模,并且使之真正成为稳增长惠民生的新引擎,必须在相关政策引导上下功夫。比如,对于大数据等信息消费需求超强的人工智能,有必要提供匹配性的政策许可和政策支持,因为现行的相关产业政策,是基于传统产业的思维惯性而产生的。再比如,尽管近年来我国网络提速降费明显,但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方面有必要尽快改进,毕竟网络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核心,其进一步提速降费对于扩大信息消费规模、继而间接推进“稳增长惠民生”至关重要。

  谭浩俊:

  经济要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公益事业要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资本。面对用各种“条条框框”阻碍社会资本投资医疗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遏制。对各种“大山”,必须坚决搬掉,只有这样,社会办医才不会受到影响,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能解决。加大社会资本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投入,实际上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如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进入方面能够对社会资本放得更开一些,可以大大增强社会资本参与其他方面投资的积极性,参与到各项社会事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真正形成良性循环。

  邵宇:

  针对我国经济当前的杠杆状况,紧缩性货币政策(准备金率和利率同时提高)对于企业和政府部门去杠杆会适得其反,但会改善居民杠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投资和就业会下降,但GDP会由于居民消费的提高而温和增长。由于我国当前去杠杆优先于稳增长,故这种方案其实不宜采用。但考虑到货币政策在稳汇率和防泡沫方面的作用,也不宜采取整体宽松的政策,故保持货币政策“谨慎中性”可能是最优选择。

  杨宇霆:

  扩大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并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稳定。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占GDP较高的国家正是那些历经较慢经济增长之先进经济体。统计上,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和服务业的规模有其伪相关性。较合适的目标应该是以服务业优化整体经济,盲目追求做大服务业没有好处。制造业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功臣”,过早地去工业化有一定的危险性。发展服务业应该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手段,而非目的。

  曹中铭:

  如果出现企业“带病上市”情况,对质地优良的上市企业不公平,有人因之获取巨额的利益,无形中会在市场上引发新的不公平。因此,对于“带病上市”的企业,即便是“小病”,从维护市场公平的角度,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也应该对其“零容忍”。

  (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参考报立场)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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