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范雨素不妨忘记她的身份

2017年04月27日 08:05   来源:华西都市报   朱昌俊

  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多关注,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有网友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 (北京青年报)

  正如很多爆款文章一样,《我是范雨素》也引发了多重解读,有人从中看到了文字的清新,有人借此洞见底层生活的粗粝,有人看到了范雨素遭遇背后的社会问题……每个人都试图从中放大最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或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然而,基于社会主流观念中,农民工与文学创作者之间强烈的身份反差,在看待《我是范雨素》时,人们到底是被文字本身所打动,还是被作者个人的经历所震撼,或许早难以区分。但对范雨素的褒奖与称赞,若全部是建立在对其个人底层生活的同情之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范雨素个人不愿意承受的。

  作为一个曾遭遇婚姻不幸、独自抚养两名孩子的底层农民工,范雨素在文字之外的力量,恰恰在于其没有接受被定义的人生和刻板的世俗束缚。虽然连打字都不怎么会,但并没有阻挡她对文学的热爱,并且这种热爱不止于阅读,更是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和表达。这种表达于其个人而言,或许早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置于其所身处的群体和阶层而言,却具有某种宏观上的象征意义:在主流舆论中从来被忽视和被表达的他们,终于以个体的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引发关注。

  在根本上说,很难将范雨素的创作类型作文学意义上的划分,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或都难免显得轻薄。创作,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她们为自己构建尊严的一种方式与产物。理解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拿着既成的文学标准去评价余秀华与范雨素,并期待她们的创作承担更多的社会大义,是不适的,也是残忍的。

  范雨素坦言,“我不喜欢那种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的作家”。她笔底下的底层叙事,是生活淬炼后所展现的不加修饰的真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表达,既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式抒情,也非道德俯视下的同情式写作。所以,围观范雨素,不管你愿意看到什么,平视都应该是最好的姿态,不因其身份去片面“抬高”其作品的价值,也不因其作品而对其个人抱以高蹈的道德寄托。正如余秀华曾经所告诫的,“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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