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下一步减税关键在于加快调整税制结构

2017年04月25日 07:16   来源:经济参考报   

  张斌:

  在税率简并中,税率的变化会对下游行业的税负产生影响,国务院强调“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体现了对关系基本民生行业税收负担的重视。国务院还决定,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同时,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这两条都是很有针对性的措施,重点为小微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减负,鼓励加大研发力度,有利于促进就业,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张敬伟:

  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面对多种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全球都在减税降费。在我国,2014年、2015两年,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均超过1000亿;2016年,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并且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尽管如此,由于税制设计得不合理,尤其各类行政性收费项目过多过滥,加之地方执行力不够,数千亿的减税降费撒到整个市场后,市场主体并未有太强的获得感。正因为如此,减税降费依然是我国施政重点,也是政策性“进行时”,可以说将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

  匡贤明:

  我国要在制度上减轻企业负担,继续调整税率、扩大优惠面等税收政策调整的空间将会越来越有限。下一步减税的关键,在于加快调整税制结构。从现实情况看,应当说税制结构调整与改革的空间已经打开。一方面,宏观经济稳定态势比较明显,一季度数据表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各级政府有条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破解体制机制的结构性矛盾上;另一方面,营改增基本完成,可以借此时机,加快相关的直接税改革,以有效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些重要的税种改革包括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

  谭浩俊:

  减税是从政府层面做出的积极姿态、拿出的实际行动,那么,那些有着各种各样收费、各种各样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又将如何面对呢?是继续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还是主动把该取消的收费项目取消、该降低标准的项目降低收费标准、该合并的项目坚决合并,从而真正把实惠留给企业呢?不难发现,在此前的工作中,有的地方和部门表现得还是很主动、很积极的,有的地方和部门则处处被动挨打,每次都是决策层下达了死命令才被动作出调整,且行动极其迟缓。如果还是这样,就应当对这些地方和部门进行问责。

  周其仁:

  数字经济,代表未来的潮流,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力量发展数字经济,用数字经济解决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本钱,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用数字技术改造生产、管理和销售流程,降低成本,聚焦品质,同时降低中小企业吸收新技术的门槛,将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希望。

  蔡昌:

  从公平角度看,税收不应由于商业模式不同而有所差异,对电商征税,既不需要专门出台法律法规,也不需要为电商单独设立一个税种,现有税收体系里的财产税、行为税、货劳税、所得税等,都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电商。只有对电商实现征税监管,才能有效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有序竞争、有效市场。电子商务活动的数字化和虚拟性,是税收征管的一个难题。此外,社会上不少人认为网购不开发票、不需要缴税,也给税务机关“以票控税”带来困难。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在大数据条件下,网络交易会在资金支付和快递物流两个环节留痕,税务部门要获得电商的经营数据,一定程度上比实体店还要简单。

  朱俊生:

  普惠性农业保险体系的核心是“政府补助保费保基本、农户自愿参保保增量”。即由政府全额补贴保费,提供最基本的风险保障,农户可以根据需要通过额外缴费提高保障水平。在小规模分散经营占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下,向农户收取保费的成本异常高昂,甚至保险公司的承保成本已经超出了农户的自缴保费,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因此,对农户的缴费实行全额补贴,可以降低承保环节的成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农业保险经营中的虚假承保、虚假理赔等违法违规行为。

  殷承良:

  数据引擎与新能源技术深度融合产生的乘数效应,为自主品牌实现超越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已成为汽车产业下一轮转型升级的大方向。此外,汽车行业还呈现出个性化、轻量化、终端化和以大数据为特征的信息化新趋势。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移动互联网用户,并在互联网应用上领先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完全有可能领跑全新的汽车时代。

  曹钟雄: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迫切需要优化和改进:第一,建立基于补贴时间和车辆总量控制的退坡式补贴机制;第二,尽可能降低或者取消现金补贴方式,更多提供低息贷款支持等,以及逐步向税收抵扣减免转变;第三,政府补贴企业的重心应放在研发领域,鼓励技术进步,而不是降低直接生产成本,或直接给企业低价促销扩大市场;第四,补贴重心应建立在消费者身上,并形成里程挂钩的补贴机制;第五,研究推行零排放积分交易机制,配套建设全国性新能源汽车运行监控和财政补贴平台;第六,鼓励地方政府差异化和多元化补贴,不能简单进行购置补贴,更应补贴完善配套设施和降低使用成本。

  张燎:

  PPP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最终会影响到公众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稳定、可负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非传统的、非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者一定要具有“适格性”,具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再来参与PPP。如何考察社会资本的“适格性”?第一是合规,第二是经验和能力要符合要求。同时,社会资本也要选择好合作的政府方。一是看环境。投资环境具体包括地方财力、债务状况及行政官员的素质。二是要评价项目本身。项目的交易结构、风险分配、回报率是否适当。三是项目的可融资性。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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