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关键词]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判断，并确定了2017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即总基调仍然是稳中求进，工作主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些重大判断和重大部署，既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形成的经济政策框架，体现了对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也紧密结合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指向性。

　　当前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不难看出，相对其他矛盾和问题而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更具有根本性，而其他几个问题，则不同程度地都具有衍生性。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要么就会大大缓解，要么解决起来就会具有比较有利的条件。

　　培育和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新旧动力转换与接续，是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无疑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取得成效、增长新动能有所增强的反映，这既包括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也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积极实施需求管理的结果，包括针对“补短板”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础和公共设施投资、针对“去库存”需要实施相对有利的货币政策等。然而整体来看，新动能还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

　　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说明，无论从发展需求还是供给条件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说明，增长潜力并不会自动实现，并不会自动成为现实增长的动力。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根据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推进改革，构建起与新阶段新环境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否则，增长潜力的释放就会受阻，就难以转化为现实增长动力，中高速增长也就很难变为现实。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把新常态下增强增长新动力简单理解为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简单理解为是供给侧的事情，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新常态下的新动能，既包括发展新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既包括供给侧的结构升级，也包括需求侧潜力的释放。这些方面的潜力都很大，都是新常态下需要着力开拓的领域。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我国城乡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是很大的，包括农村道路硬化、垃圾污水处理、危房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等，而且支持这些领域建设的钢材、水泥等工业产能都是充足的甚至是过剩的。但要充分释放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涉及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就不仅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这些投资需求筹集到比较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但如果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潜力就很难实现。

　　再比如消费需求方面，我国居民每年有一万多亿人民币要花在国外购物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而近年来不少实际案例说明，尽管导致我国产品质量档次提升缓慢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与我国政府监管有效性及市场秩序不良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往往起不到优胜劣汰的作用，而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我们在监管标准、监管执法有效性等方面的改革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有显著提升，也可以使这部分购买力回流。

　　再比如要素供给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完全消失。如劳动力成本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高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但还是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其他方面成本比较高，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很难发挥。最近在地方调研时有一家企业说，他们在美国投资的生产陶瓷的分厂，其产品综合成本比国内还低。不是低在劳动力成本上，而是低在能源、资金、物流成本上，这些方面美国基本上都比中国低，而要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也要靠改革，靠打破垄断，强化竞争。

　　还比如，现在鼓励创新发展，而许多创新成果的应用是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别是需要改革来创造市场需求环境。如通用航空，如干细胞治疗等新型医疗技术的应用等，没有改革，创新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制度供给不足制约着创新发展。

　　针对现阶段促进潜能释放、增强内生动力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方向性、原则性的政策。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细化这些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使之更具针对性，尽快取得实效。特别是要抓好以下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应当说取得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2015年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这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明显效果，缺点是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弱。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防止已经化解了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要用市场、法治的手段推动过剩产能化解工作。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都很难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而需要将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很好结合，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扩大需求，既涉及传统动能潜力的释放，也涉及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所谓适度，主要就是不简单采取大力的、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为那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不断累积，甚至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所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主攻方向，也不是不重视需求侧的改革。实际上，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不仅不会与供给侧改革相矛盾，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通过适当扩大民生、交通、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补齐这些短板，不仅有利于稳定当前增长，也有利于为今后增长增添后劲，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改革或政策调整，为一些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应用创造环境，不仅能够激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新产业、新产品的发展创造条件。通过提高食品等质量安全标准和严格执法，增强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信心，不仅能够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也能够倒逼这些产业的质量升级。

　　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举措基本出台，并且在不少领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但整体来看，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部署、举措比较多，而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的问题，也有在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7年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会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改革重点，即国企、财税、金融，突出强调国企国资改革，并对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突破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尽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突破。比如，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何按照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要求完成两类公司的组建，如何推动重点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等等。此外，在改革的方法论上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改革的任务是否需要分得那么细，如何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把依法改革与探索突破很好结合，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是要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这抓住了当前增强增长内生动力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论是稳增长还是推改革、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30多年来，我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对之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任务、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