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鲜肉”崇拜:资本逻辑下的陷阱

2017年04月19日 07:12   来源:光明日报   鲁博林

  要扭转影视表演质量滑坡,拯救那些对自己、对观众不负责的“小鲜肉”,还得从行业整体生态着手。在艺术市场中,资本是重要的主导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买单的群众——也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电影院里的“我们”。

  “小鲜肉”这个词,一开始是一些女性对长相俊俏的年轻男明星的称呼,本质倒也不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作为审美主体,对作为客体的男性作“亲昵”语,“小鲜肉”一跃成为网络流行词。然而,“小鲜肉”近年的口碑却并不向好,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先有个别“小鲜肉”耍大牌、高片酬的现象引发了舆论声讨,后有别出心裁的“抠图”表演让人大跌眼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宋丹丹、陈凯歌等相继开炮,点燃了业内批评“小鲜肉”的导火索。紧接着,高满堂、张光北、陈宝国、王晓棠等资深演艺界人士相继发声,“小鲜肉”的名声一落千丈。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因为主演实力卓著、不见“小鲜肉”,更为这轮声讨添了把火。

  一时间,“小鲜肉”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小鲜肉”被诟病,当然不是因为长得好看,首先是因为其演技让人不忍直视。何以如此?这得从几十年来我国表演体系的流变说起。改革开放以前,受苏联“斯坦尼体系”的影响,以欧阳予倩、焦菊隐为代表的老一辈戏剧艺术家发展出了演剧体系的“中国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许多舞台演员进入影视体系,将传统表演与欧美影视表演结合,创造出了那个年代影视表演的独特魅力。

  此后,随着港台影视剧北上,高度商业化、流水线作业的香港影视制作体系和表演夸张、念白腔浓重的台湾综艺风,逐渐影响内地的表演风格。前者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分工细、效率高、周期短,演员的案头准备时间被大幅压缩,往往接到通告就上,而场面调度、运动幅度、表演处理都进行了替代设计,明星主要负责“凹造型”。如此成长起来的演员,尽管很善于展现自我魅力,却缺乏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显得虚浮造作。

  由此可见,表演风格与行业运作模式直接相关。当下国内的演艺界生态,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极为类似:资本迅速涌入,蛋糕不断做大,预期不断向好。在这样“粗放”扩张的阶段,有粉丝号召力的演员更加稀缺,就像金融产品,价格越炒越高,档期也越来越紧。据传,当年香港某当红演员一天能赶9个剧组拍戏,几乎是进场就开拍,每年拍10多部电影也不在话下。

  与此同时,影视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演员技术含量的不足。僵硬的表演竟完全不妨碍票房、收视,观众热捧依旧,但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辨明真伪——毕竟,这离传统的表演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小鲜肉”们广受指责的“不敬业”“无演技”,与其说是个人失德,不如说是行业异动——准确地说,是影视行业为提高量产效率而牺牲表演深度的大幅转向。

  这一转向的动力自然是资本驱动的“产品逻辑”,而非艺术主导的“作品逻辑”。由于前者一家独大,也造成了演员群体的集体“鲜肉化”。这显然不正常。对不敬业的“小鲜肉”加以鞭挞,固然可引发舆论的关注、为其穿上道德的紧身衣,但与资本相比,这层软约束终究弱了些,也是“治标不治本”。

  归根结底,要扭转影视表演质量滑坡,拯救那些对自己、对观众不负责的“小鲜肉”,还得从行业整体生态着手。毕竟,台上如何鲜亮,或好或坏,终究还要由台下的力量来共同决定。在艺术市场中,资本是重要的主导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买单的群众——也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电影院里的“我们”。

  消除“小鲜肉”崇拜,最根本的还是依托观众品位的水涨船高,这只能靠艺术教育的普及、舆论引导的深入,一步一个脚印,急不得。与此同时,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为优秀剧目的诞生厚植土壤,也是重要的制衡之道。当好戏能进入“寻常百姓家”,演技派与好戏相映成辉,影视领域才有能力摆脱对“演技欠费者”的重度依赖。只有好演员有了市场,虚火才能褪去,演戏方可踏实。毕竟,烂戏不再有人看,谁还会崇拜徒有其表的“小鲜肉”呢?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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