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特约专家王兴斌认为，设立雄安新区找到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藕合点，可谓“一石三鸟”。雄安新区既非“迁都”、也非“副都”，而是“扩都”。推动这个“千年大计”需要科学决策部署，也需要利用好雄安具有的独特优势，克服人文传统等方面的制约。
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雄安新区的“通知”似春雷炸响，顿起波澜。新华社解读，此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何以如此？笔者试图也来说几句。
一、如何理解“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笔者以为，设立雄安新区近期的直接目标是为了破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开辟一个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新战场，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形成一个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时下，中国经济面临世界经济逆自由化挑战，主要对外贸易对手美国步步紧逼，对外出口形势相当严峻；内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任务窘艰。挤压房地产泡沫会增大经济下滑风险，防止金融泡沫继续发酵刻不容缓，扭转国民经济中“虚”热“实”冷需要抓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重重，迫切需要2008年那样的“4万亿”投资大单救急。但是如果把数万亿资金如天女散花分落各地，又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挤压民营企业的玻璃门似拆非拆，民间资本外溢的势头不减。于是就萌发了一个构想：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首先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快速建一个“新区”，投入一、两万亿能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个可以装进一、两万亿投资的“新区”选在哪里最好呢？显然，选在东南沿海、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都不稳当。元明清以降历来是京畿重地、今天仍是经济洼地的保定地区再次成为历史的“宠儿”，雄安新区应运而生。此其一。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已讲了两三年，虽有动静但动作不大。通州副中心只解决北京行政中心的东移，份量不足。比较容易搬迁的，如几个工厂、几家商品批发市场的作用甚小。国资委直管的央企少有真动作，民营企业更不愿挪窝，外企总部更不会外迁。至于那些名院校、名商场、名医院更不用说了，从高管到员工谁愿意离开繁华为京都迁往河北中小城市去安家落户呢？显然，如果不在离北京不远处建一个交通便捷、“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只能空转，或进展缓慢难见成效。此其二。
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虽然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规划，交通联通也有进展，电讯（如京津冀漫游免费）、商业（批发市场迁冀）、旅游等方面也有动作，体育方面冬奥会合作是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项目，其余都是小打小闹，并无实质性大动作。如果环球影城、新机场这样的重量级项目落地京津石之间的河北某地，也许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引爆作用，但“老大”北京不愿意。环球影城落户通州不符合北京行政中心的城区定位，而且增添北京一个新的拥堵点。京津冀三地，北京“皇帝女儿不愁嫁”，天津不想靠老大、更不靠老三，河北为首都维稳、维“蓝”，无私贡献多但得实惠少，既靠不上老大、也靠不上老二，“大树底下不长草”，形成一个环京津贫困圈。现在转移到河北的，都是些小、差、瘦企业，真有“油水”的少有落到河北。前几年迁到曹妃甸的首钢在去产能、去库存的风口中艰度寒冬。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经验无法在京津冀复制，因为这个“三角”是不等边的“三角”，这“三角”不是像长三角、珠三角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场经济组成的，而是靠不等边的行政构架凑成的。要想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在河北建一个有全国意义的“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与北京、天津功能互补、地位匹配的“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才能形成三足鼎立的京津冀一体化平台，支撑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厦，最终实现建设世界级大城市群的目标。此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