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获得高收视率，并引来广泛赞誉。因为它是这一题材电视剧时隔多年首返荧屏，尤其聚拢了大量议论。
在这部电视剧里，腐败官员高至副国级，这对过去的反腐剧和反腐小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透露，他这样写没有遇到外部障碍，反而受到鼓励。这部反腐剧得以拍摄完成并与观众见面，显然借助了国家现实反腐败事业的强劲东风。
看了电视剧的人大多点了赞，认为它真实，有故事，情节跌宕，吸引人。也就是说这不是一部说教剧，而是很成功的艺术作品，它做了政治题材上的突破，同时在艺术上也有高度。
中国影视作品的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因此催生出大量“抗日神剧”，对此大家都有些意见。关于“禁区太多”的原因，一些创作者抱怨管理部门“卡得太严了”。久而久之，很多创作者干脆不碰敏感题材了，投资者也怕拍出来播不出去，索性不投了，从而形成了消极的“自我审查”怪圈。
然而《我不是潘金莲》很深地触及了上访，《人民的名义》又把反腐剧推向一个新高度，这两个例子证明了影视创作还是有空间的，但那些空间需要勇敢者去探索，去撑出来，也需要借助智慧去撬动。现行管理体制决非“密不透风”，有洞见的思想和繁荣影视创作的热情是这个社会欢迎的，也往往是管理者乐见的，因此它们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中国的影视创作早晚要问鼎世界最高水平，这是时代的呼唤。没有影视创作繁荣的中国崛起是无法想象的。而目前中国影视的敏感区域相对比较多又是现实，逐渐化解那些敏感区域应是必由之路，相信这既是影视市场的需求，也是体制的愿望。
当一种临时的敏感被固化为“长期禁区”时，它很可能并非“政策”的原意，很多误解、惰性的相互叠加最终导致了“谁都不碰”局面的出现。我们需要打破这种局面的动力。
这种动力的决定性要素大概有两个，一是立场，二是智慧。《人民的名义》和《我不是潘金莲》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创作者对这个社会一目了然的政治善意。两部作品都不是为了否定这个时代，不是要“黑”我们的国家，它们展示和揭露问题，都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作品最终传递出来的不是沮丧和仇恨，而是正义和希望，是创作者的诚恳。
有人怀疑，这种作品能够问世，是因为作者幸运地拿到了“尚方宝剑”。而《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明确表示他们没有。相信冯小刚的剧组同样没有。成功的突破都要得益于操作的准确，要能与国家的政治脉搏协调共振，同时能把握“度”的分寸，充分调动支持突破的体制性力量。
《人民的名义》和《我不是潘金莲》这种突破是影视创作全链条、包括监管部门的共同成就。这样的互动会培育出一些积极性和责任感，这样的突破再多几个，整个行业的信心就有可能焕然一新，创造新局面的热情或许会争相喷涌。
相关体制是重要元素，但把所有问题都归于体制，这个逻辑同样会有问题。苏联时期出过很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和电影作品，到了俄罗斯时期，管理上“松多了”，但俄罗斯出了什么好作品吗？还有，伊朗管得很严，但伊朗的影视作品屡屡获得世界级大奖。
尽量拓宽影视创作的题材，并且让这一切在中国国家道路的框架下不断丰满起来，形成文艺创作与政治正确的良性循环，这是中国社会必须认真补上的一课。不过了这一关的现代中国将是不完整的，而为完成这一实践做出了贡献的编剧和导演们，以及与他们良性互动的管理人员，都非常值得社会的尊敬。(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