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取完卵我都虚脱了，手术台都下不来。”2017年3月2日，小雨接受了她人生中第一次人工取卵手术。手术的地点，不是在医院的手术室，而是在一处公寓楼里，一间私下改造的“手术室”。小雨也不是求子不得的患者，而是一个“缺钱”的女大学生，在地下市场出售卵子赚钱。（3月29日中国新闻网）
对于久婚不孕的家庭来说，只要夫妻自愿，经济条件允许，运用辅助生殖技术“喜得贵子”，本无可厚非。然而，买卖卵子等乱象丛生，甚至已形成地下“产业”，显然违背了辅助生殖技术发明和运用的初衷。特别是，连一些女大学生，也加入了卖卵行列，成为地下卖卵机构及买家追逐的对象，既是对监管缺位的一种讽刺，更是对当今社会和公众的一种误导。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北京、广州等地，均有专门的“卖卵”公司；这些公司同当地一些医院“合作”，主要做试管婴儿，包生男孩。比如，用技术投放15个胚胎，50天后即可知道是男是女。然而，针对试管婴儿中的多胞胎问题，卫生主管部门专门出台了操作规范，明确要求，有试管婴儿需求的产妇，35岁以下的，第一次胚胎移植的，只允许移植2个；35岁以上或者不是第一次移植的，最多不能超过3个。显然，“用技术投放15个胚胎”，违反了上述规定；至于“包生男孩”，更是违反了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特别是，早在2006年，原卫生部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其中明确规定，赠卵者仅限于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取卵的妇女。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然而，这些部门法规，显得既庞杂又针对性不强；加之有关部门放着现有的法规不用，而是去坐等国家颁布颁布专门的法律，即使“买卖卵子”网站堂而皇之在网上做广告，也很少有部门去管理。
可见，女大学生卖卵，击中监管软肋。换言之，立法滞后和监管缺位，催生“买卖卵子”怪胎，这显然值得有关部门反思。我们既要禁止买卖卵子、精子及代孕行为，又要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固化在医疗伦理的范畴之内，严格技术的使用范围、审批程序与执法规范。因此，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既要加快立法规范，更要加强严格管理。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