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黄英》以安贫乐道、耿介清高的读书人马子才为男主角，写他因癖好菊花而与菊精幻化的黄英、陶三郎姐弟结缘，并发生了一系列喜剧性的纠葛。马子才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但看不起商人。而黄英、陶三郎身为陶渊明的后代，却有意为祖上一翻贫穷旧案：先是“卖菊亦足谋生”；在卖菊致富后，又“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渐而旧日花畦，尽为廊舍”。马子才不能容忍这种卖菊置产、有损清德的举动，黄英姐弟则坦然以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聊斋志异》中有较多涉及商业的小说作品，除了《黄英》外，还有《罗刹海市》《白秋练》《雷曹》等。对这些作品，吴组缃、于天池等学者先后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主要见解可大体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一、逐步形成的商业意识已对“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造成了有力冲击。二、《黄英》等作品初步展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三、黄英姐弟的经营方式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范例。这些见解，对《黄英》商业思想的解读而言，颇有新意，但仅仅关注商业意识和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未免单调。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学角度加以解读，至少可以得到两点新的启示。
其一，从经济学角度解读《黄英》，可以看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偏好的存在，人们对不同品种及不同质地商品的需求有所差别，商品生产者正是依据丰富多样的需求来解决诸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等问题，以期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
《黄英》中的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马子才作为菊花这一商品的消费者之一，将菊作为赏玩的对象，把艺菊作为“风流雅士”的标志，这一事实指明了菊花作为社会资源的最终用途。与之相对，同样对菊喜爱有加的陶氏姐弟则不仅在艺菊中获得情趣，同时也将艺菊作为谋生致富的手段，他们利用了市场对菊的需求，成为此种消费品的供给者。由于可利用资源并不充分，白手起家不是一件易事，所以“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陶三郎凭借自己高妙的种植技巧，将这些残枝劣种一一培养成了“目所未睹”“罔不佳妙”的“蓓蕾”，具有良好的市场效益。“菊将开”，“其门嚣喧如市”，“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也”。数日后，终因花卉品种单一且尽是域内品种，新意不大，而门庭略寂。陶三郎对市场的反应极为迅速，他立即“以蒲席包菊，捆载数车而去。逾岁，春将半，始载南中异卉而归，于都中设花肆，十日尽售”。陶三郎利用不同地域的人对异卉的偏好，精心培植市场需要的各类品种，成功赚取了巨大利润。
不难看出，稀缺性是调节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杠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是一种信号，如果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需求增多时，价格就会上升，从而传递给生产者一个信号——需要更多的供给。具体到《黄英》，读者不能不钦佩陶三郎对“稀缺性”的准确把握：优质花种是稀缺的，所以金陵客“多方为之营求”，才“得两芽”，也正是因为陶三郎对优质花种难以求得的境况深有了解，他才会将“马所弃残枝劣种”，“悉掇拾而去”，“问之去年买花者，留其根”；技术是稀缺的，所以马子才在亲见“新插者已盈尺”后，“大奇之，苦求其术”，也正是因为陶三郎具有其他种植者所罕有的精妙技艺，他才能把菊花培植得格外出色；优质菊花是稀缺的，所以陶三郎“于都中设花肆”，才能“十日尽售”，也正是因为陶三郎深知市场对奇异菊花的需求量大，他才会在菊花售尽的情况下，“复归艺菊”。对“稀缺性”的准确把握，让陶三郎的产业欣欣向荣。
其二，从经济学角度解读《黄英》，还可以看出，读书人以正当的方式“求富”，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人的尊严，而且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一个文化产业的兴盛，在提升社会福利的同时，还提升了大众的审美情趣。
在古代作品中，商人通常被排斥在诗意之外，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写的就是商人世俗的缺少诗意的一面。与这种描写形成对照，《黄英》却突出了黄英的不俗。马子才责备黄英卖菊置产有损“清德”，黄英意味深长地答道：“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陶渊明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黄英认陶渊明为祖上，这就赋予了其人生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正是以这种情调为基础，《黄英》对黄英和马子才的行为方式展开了对比描写。如果说陶渊明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只能“独善其身”，黄英则试图以经商的方式“兼济天下”。马子才固执地视经商为贪鄙，他意识不到，经商也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的方式。一个高格调的文化产业，只有高素质的文化人才能经营；而一个高格调文化产业的兴盛，意味着社会在某一层面上文化水准的提高。这正是黄英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她以陶渊明的后代自居，也就是以读书人自居。提升社会福利和大众审美情趣，在黄英姐弟看来，乃是读书人分内之事。
读书人的长处可以从两方面界定：一是其品格，二是其才具。黄英姐弟作为新型的读书人，在成功经营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以其品格和才情为读书人赢得了尊严和成就感。相比之下，拘泥传统信念的马子才，其诸多行为便显得迂腐可笑。读者有理由这样调侃马子才：为何不能抛开“清德”这一装腔作势的面具，摆正心态，堂堂正正做一个经营文化产业的新型儒商。一方面，马子才具有一定的艺菊技巧和可利用的资源，可以迅速进入市场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从中赚取利润；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消费产品日益的多样化，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会变得丰富起来，审美情趣也会随之提高。两方面均得到了效用的满足，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其实，读书人的现实作用本应如此——不仅是自身修养的塑造者，更是社会整体修养的塑造者。经营文化产业，不仅是为了追求利润，也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并在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推进社会状况的改善。可以说，黄英是马子才的榜样，也是现代儒商的榜样。
（作者：陈庆，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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