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
货币政策更加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2017年，经济运行仍有下行压力、信用风险依然不小、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和特朗普就职后的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小影响，进而货币政策将更加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保持稳健中性，为经济进一步企稳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增速、物价指数等多项指标进入相应区间后，可能出现货币政策适度向紧微调的需求。
毛振华：
在防风险、稳增长之间，过去我们把稳增长放在首位，但现在应转变思维，要先防风险。只要风险不爆发，我们还能稳增长。如果风险爆发，我们实际上也拿不出更多稳增长办法。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格局，只是在防风险的过程中，怎么样维持金融的稳定，这也涉及现在的金融体系改革，包括“一行三会”的制度调整，还有金融协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于春海：
长期来看，要化解债务，只能依赖国内消费。刺激消费的关键也是结构性问题，如何刺激市场对本国产品的消费需求呢？就是要靠供给侧改革推动。如果改革有实质推动，那债务投资的模式风险也会大大缓解，风险全面爆发的机会也会比较小。
李慧勇：
2017年防风险和金融去杠杆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行政性的监管。在2016年监管大量出台的基础上，2017年会继续在有风险的领域打补丁。包括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框架、将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完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等；“一行三会”联合监管架构的完善也应成为改进监管能力的重点。二是通过调节流动性和资金价格去杠杆。
马光远：
近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两点非常值得肯定：一是对监管的重视。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监管，没有回避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二是对好公司的重视。刘士余在发布会上将好的上市公司比作珍珠，将基础制度比作连起珍珠的绳子。对于IPO的态度，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会通过暂停IPO来稳定市场。这是一种自信的做法。
董登新：
行政监管只是证券监管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市场监管还需要多方协同、齐抓共管，这包括“一行三会”的依法行政与合作监管，交易所依法审核与会员监管，发行人、上市公司及证券中介的自律，投资者自我保护与维权意识以及“用脚投票”的能力，集体诉讼与市场做空机制，此外，还有全民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安排。唯有如此，才能构筑“天网恢恢”的有效市场监管体系，才能对证券违法犯罪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
任泽平：
我们对今年的经济和股市比市场要乐观一点，为什么？主要是四个超预期：供给侧改革超预期、需求超预期、信贷超预期和企业业绩超预期。今年A股会走出结构性牛市。对于债市，无论是经济复苏还是通胀，它持续的时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所以我们认为债市交易的时间窗口仍然需要等待。
皮海洲：
股市“慢牛”行情在2017年能否延续下去呢？这确实是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延续这种慢牛走势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一方面，从外围股市来说，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香港股市也是稳步攀升，这对于A股市场可以起到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从国内宏观经济来说，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低位企稳，继续下行的可能性很小。
而就股市本身来说，今年上证指数的起点在3100点，与历史高位相比，这几乎是一个腰斩的位置，市场的总体风险较小。尤其是经过2015年至2016年的三轮股灾袭击之后，人心思涨的愿望强烈。加上2017年还有养老金入市对市场的提振，所以，2017年A股延续“慢牛”走势还是具备一定有利条件的。
贾康：
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会提供一系列的机遇，后面跟着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基础的由收入增长支撑起来的消费浪潮。
李佐军:
从需求侧看，工业化可通过增加消费、投资、出口需求而促进发展；从供给侧要素投入维度看，工业化可通过增加劳动、资本、土地等投入而促进发展；从供给侧要素效率维度看，工业化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而促进发展；从制度维度看，工业化可通过推进市场制度发育而促进发展。
师沈莹：
经济下行的时期，传统重化工产业产能过剩，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迫切需要结构调整。前些年石油、煤炭等能源行业利润占比大，效益贡献多，与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匹配。随着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加，这就需要调整结构和转型。
冯俏彬：
“营改增”提出了一个重新构造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迫切需要，需要准确识别这个需求。但是，即使有了明确的需求之后，要设定回应需求、供给相应制度的总体目标、熟知目标之下各个子系统的衔接协调、把握新制度运行的诸多关键环节和关键点等，仍然绝非易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营改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制度供给的实验场。拭目以待之。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