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中国化领导力的研究态度
刘 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领导科学是国家行政学院的重点学科，领导科学重在研究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研究领导力的生成和提升规律。为推动中国化领导力与领导科学的研究发展，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端正研究态度。
1.中国化领导力的研究方向
领导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领导力研究要立足中国95年红色的文化，红色的基因，立足于当下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在中国研究领导力就要研究中国化的领导力，重点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学习和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领导力，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超强领导力。
中国化领导力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然而，党的领导不能代替一切，因此还要研究政府的领导力、企业的领导力、社会的领导力。中国的领导力既要集中，又要分散，才能在全党全国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领导力是领导者的领导力，不是书本上论坛上的领导力。中国化领导力的研究离不开对广大领导干部的研究，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研究“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研究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和成长路径，研究领导力生成、构成和提升的规律和方法。
中国化的领导力根植于中华大地，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优秀文化的滋养。因此，中国化领导力研究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其中治国理政的智慧。此外，中国化的领导力研究需要国际视野，需要借鉴国外领导力研究的优秀成果。
2.中国化领导力的修炼法则
中国化领导力的修炼有一个127法则，10%的领导力是从书本那里学来的。纸上得来终觉浅。20%的领导力是向别人学习得来的，向领导干部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党校行政学院自成系统，特别需要向高校学习，向其他培训机构学习。
领导力的70%是从领导活动的实践中学习得来的，既包括成功的经验，又包含失败的教训，都需要不断地总结提炼，从中感悟学习。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有的人困而知之，困难和挫折倒逼着我们学习，不学习就无法生存和发展。127法则给我们的启示是，实践出真知，实践出领导力，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领导力的水平就真正提高了。
3.中国化领导力的研究态度
中国化领导力研究要自信不自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领导者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自信。没有自信就没有领导力，研究中国化领导力的学者也要有自信，理论的自信，学术的自信。另一方面，领导者又必须谦虚谨慎，放低身段，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同。研究中国化领导力的学者更要谦虚谨慎，放下架子才能赢得广大领导者的认同。不自信不行，太自信也不行，所以研究领导力必须要有自信，但不要自恋，要发自内心地谦虚谨慎，多向同行学习，多向干部学习，多向实践学习。
中国化领导力研究要求实不求名。中国化领导力研究不要太追求学科定位。学科的划分严格地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建立学科真正的阻力是谁？是学者自己，是学者自己限制了中国化领导力的发展。在当下，普通高校要把领导力或领导学作为重点学科是不现实的。过于强调学科是没有出路的，也是没有出息的。中国化领导力研究一定要关注实践，关注运用，关注领导干部和企业家的认可度，这才是真正的务实，不图虚名。社会的需要，更能够把领导力研究推向前进！
中国化领导力研究要多交流不封闭。中国化领导力研究一定要打开空间，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相互交流，自我封闭，死路一条，要学会广交朋友，要主动地与政治家、企业家、广大领导干部、经理人交朋友。学者与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中国化领导力的研究就会大有前途。
从政治学支点的变迁谈领导力发展的趋势
鄯爱红（北京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治的支点也在发生变化，所以领导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我是研究伦理学的，还长期关注道德领导力问题。在伦理学的发展演变中，有一个由传统美德伦理到规范伦理，再到美德伦理的过程，这个规律也可以从领导力的演变中得到验证。
领导力的支点怎么发生变化？古代的时候政治支点主要是德行，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章开宗明义：国家产生的目的，在于促进高尚的道德，甚至可以说，国家即道德团体。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才可以得到“人生真正的美满幸福”。 “政治家不仅应有治事能力，还该具备道德品质”。 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统治国家，原因在于：（1）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要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2）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3）治国需要知识、美德和权力的结合。中国古代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即个人德行当作治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这个理论跟西方的理论是一样的。
到了封建时代，政治的支点发生了变化，从道德转向了权力，最典型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保障人民的安全，为世俗谋幸福。他把政治的实质看作是权力，将军队、法律、权术等治国要策视为权力的工具。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创立之初或一个国家在危急时刻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引导和统治，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约束。强调了君主的道德与一般大众所赞美的道德不同，君主需要站在更宏观、更现实的角度来看什么道德应该遵守，什么道德应该摒弃。学界认为自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学和伦理学分了家，认为政治家不需要讲道德。马克思指出“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阐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转向了权力”。
到了现代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政治被认为其核心是强有力的权力，与功利主义的价值理念相结合，在政治领域将道德排除在外，政治的重心转向权力以后，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个转折点就是“水门事件”，给美国社会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另一方面的影响就是美国政府出台了《政府道德法案》，带动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对公务员的道德立法。这表明了权力膨胀以后必须受到一些约束，因而开始强调以制度约束权力。
概括一下，我们讲的政治支点，古代是一种“德行”，近代是“权力”，到了现代“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领导力和政治变迁的过程一脉相承。古代讲“德行领导力”，近代讲“权力领导力”，到现代讲“制度领导力”。从当代政治发展和领导力发展趋势来看，应该是从“德行领导力”到“道德领导力”。德行的领导力主要是个人领导者应该是有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的领导力应该包含了“德行领导”、“德力领导”（不光个人有道德，而且有能力实现最大的善）和“德智领导”（在制度、权力和文化中选择一个平衡）。所以道德领导力应该是德行领导+德力领导+德智领导。
第一，“德行”包含品德和心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是，忠诚、干净、担当，这是从价值层面来讲。第二，“德力”就是讲制度和权力，公平的制度和有力的执行。第三，“德智”是一种智慧、选择和判断，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
中国领导学研究的构想：定位与重点
胡宗仁（江苏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中国化领导学研究的定位和重点应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在研究视角上，强调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综合，重点在哲学。
关于领导学的学科研究视角，学界普遍认为，它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毋庸置疑，自从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领导科学”以后，将领导学视为科学，并用科学化的方式研究领导活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正是因为如此，领导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科学成果；也正是通过领导学的学习，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将科学化了的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程序机制与艺术化了的领导活动的谋略机智、魅力风格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领导活动的绩效。但在取得领导绩效的同时，我们也痛心地看到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前赴后继”地“倒”了下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力不强？水平不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就需要我们反思30多年来领导学研究所走过的路程，反思我们过去的研究视角和基本主张。事实上，领导学的研究仅仅关注科学和艺术是不足够的，它还需要我们回到哲学层面，研究和探讨领导活动的哲学意涵、哲学主张和哲学价值，研究和探讨领导活动中的权力观、价值观，逐步实现领导学研究的哲学回归。
2.在理论基础上，强调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综合，重点在价值观。
如果说哲学的回归是当下领导学研究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领导学中的哲学指的究竟是什么？当前的领导哲学应包含哪些基本要素？我们认为，领导哲学包含极为丰富的研究内容，但能够成为当下领导学研究理论基础的主要是领导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当然，领导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含义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概而言之，领导道德主要关注领导活动中的德行，它探讨的是领导者应如何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领导者有多大权力使用手中的权力等问题。领导伦理关注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即当追随者按照领导者意愿行事时，领导者应为追随者的行为后果承担怎样的责任等。我们认为，三个理论基础中最为重要的是领导者的价值观。因此，是不是具有正确的价值观，能不能带领大家往正确的方向走，是当下领导学研究尤为值得重视和关注的课题。
3.在研究资源上，强调蓝色、黄色和红色的综合，重点在红色。
刘峰教授认为，领导学研究具有“三色资源”，其中蓝色资源指的是西方领导理论和实践的资源，黄色资源指的是中国传统领导理论和实践的资源，红色资源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资源。这三色资源构成了中国领导学研究的基本色调，成为中国领导学研究的核心资源。在当前的中国化的领导学研究中，我们认为应重视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事实上，构成领导活动和领导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展现。譬如，基于党的纲领的共同愿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体现的领导战略，凝练共同价值观的党的组织形式，旨在传承价值观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升组织战斗力的制度体系建构，保持持久生命力的与时俱进和变革创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为当前领导学研究提供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当前，我们应充分挖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资源，着力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国化的领导学研究框架。
4.在学科使命上，强调建构体系、提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综合，重点是解决问题。
任何学科都有其学科使命。领导学学科使命主要有三：一是构建领导学学科体系；二是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三是研究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说，这三个方面为领导学作为学科的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理由。但我们还认为，当前的中国领导学研究尤其应将重点放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尽管学科体系的建构和干部能力的提升都很重要，但科学的学科体系应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干部的能力素质应是能够围绕和体现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能力素质。因此，是不是能够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应是当前中国领导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不忘初心 全面从严治党的“心”要求
陶建平（广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全面从严治党的“心”要求，我概括了七个“心”。
1.面对领导核心不贰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里这一段话，我觉得是千真万确，这样一种局面得来不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全党核心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之福，是国家和民族之幸。要牢固树立“四种意识”，切实增强组织纪律。
2.面对各种诱惑不动心
这对于广大的党员干部来说是一个重点。诱惑作用于欲望。人对某种东西有欲望，那种东西就有可能对人形成诱惑。作家木心说过这么一段话，每当欲望来的时候，人自会有一股贪、馋、倔、拗的怪异大力。具体来说，面对诱惑不动心，要努力做到：要以不义之利为鸩毒。要以俭约作风为家风。要以嗜好陷阱为凶险。要以心存侥幸为沦陷。要以珍惜既得为明哲。
3.面对矛盾困难不灰心
怎么正确对待？很多人都开车，汽车轮胎不能太光滑，否则就没有摩擦力，车子就不能前进。其实我们对于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摩擦力，人总是在遇到矛盾和困难的时候想方设法去克服、解决才获得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么去看待矛盾和困难，我们的眼光和感觉就会不一样，要有不示弱的精神，要善于进行自我激励。
4.面对荣誉地位不骄心
戒除身处高位的优越感。不要错把组织的平台当成自身的本事。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你身上耀眼的光芒，未必是你自带的亮光，而是领导舞台给你的强光。不要让这些灯光把自己弄得头晕目眩，失态又失败。
自我意识本来是人的一种高级的功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足、缺陷会丧失这种自我意识。所以要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反思。经常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不会太骄纵。一个人在取得成绩和地位的时候，能多想到社会、组织层面和别人对你的帮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骄纵。
5.面对公私冲突不偏心
要把握重心，不要过分偏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下称《准则》）指出：“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要忌用公职公权办私事。要摆正公私事务的关系。朱自清在《论自己》中说得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
一般人往往有自私的一面。人可以自私，但不能太自私。在某种程度上说，自私过度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杀戮。
6.面对存在问题不昧心
自信很可贵，自大则很可畏。我们毫无疑问有值得自信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自大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很可怕的。
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也不应该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现在有些地方、单位有一种风气，好多人都不愿意或不敢说问题，怕得罪人，或者觉得那事跟自己没什么直接利害关系，因而选择了沉默。这其实是有害的，有碍于我们走向更大的成功。《准则》指出：“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
7.面对逆耳之言不诛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爱党爱国有很多方式，其中包括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为其解决提供帮助。
要正视不同意见的积极因素。詹姆斯?库泽斯讲过一番话：我们不能容忍周边都是只会说是的应声虫，我们应该感激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力量以及那些我们不能统一的声音，我们需要悲观者、质疑者和那些不同的声音。这些话语是有其明智之处的。有些方面要统一，有些则未必能够统一，也未必应该强求统一。
加强网络领导 建设网络强国
雷 强（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加强网络领导，建设网络强国。从第一次网信会议到第二次网信会议，从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到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尤其是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近三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社会发展、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生产力跃升及生产关系改变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网络在经济、人才、技术、文化、社会、全球治理等方面推动中国追求卓越，取得重大进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卓越业绩。
着眼于我国加强网络领导，建设网络强国的发展历程，我谈几点体会。
第一，从提出网络强国战略到发展网信事业，积极加强网络领导。加强领导，首先要有愿景，有目标，有战略，有事业。在第一次网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从“网络大国”发展成“网络强国”的新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网信事业”这个新概念。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第二，从聚集网信人才到培训领导干部，加强网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领导，关键是要有宏大的各种人才队伍，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团结和鼓励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科技人员树立雄心壮志，重点引进高端人才，重点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努力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同样重要的是，加大干部网信素养培训，“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积极谋划、推动、引导互联网发展。要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把网络强国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从学习跟跑到创新领跑，大力增强网信科技创新能力。在2016年第二次网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在2016年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总书记强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这样不仅可以“弯道超车”，还可以“变道超车”。
第四，从舆论引导到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在现代领导力概念中，基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软权力，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领导力的灵魂。中国在文化层面尤其是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已经形成了新整合，整合了东西方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最好的内容。我们正在积极建立各种制度，把核心价值观完善起来、落到实处。
第五，从单纯政府监管到社会协同治理，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现代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基于互联网的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第六，从维护网络主权到建设网络命运共同体，不断优化全球互联网治理。在网络主权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强调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建构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张国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