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勋
■一些国际组织仍然按照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实力对比予以架构安排，难以反映历经70多年、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益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改革步伐如此缓慢，已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求变化
■无论是因为债务危机而难以为继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民主政治之乱、恐怖主义泛滥，都说明“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简单多数的形式主义民主容易导致民粹主义、操纵民意等种种乱象
■零和对立思维、霸权逻辑、傲慢的“历史终结论”心态，仍然在国际关系领域挥之不去。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新观念，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层面呈现不少乱象，很多人直呼“看不懂”。有观点甚至直言，人类社会正面临一场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呢？尽管不少表征是经济的，但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全球性制度危机。
“民主”和“自由”正在严重变形与退化
所谓全球性制度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际合作的治理需求加大，但公平、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治理制度供应不足。
现行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建立之初就是为了建立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制度，避免发生战争和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组织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都积极申请加入这些国际机构，并受惠于这些国际组织。
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这些组织在协调国家间行为、减少和阻止国家间冲突、避免和防范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很难有所作为。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现行制度的宏观架构设计不合理性、不适应性凸显。一些国际组织仍然按照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实力对比予以架构安排，难以反映历经70多年、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益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改革步伐如此缓慢，已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求变化。二是现有制度的微观操作机制供给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各种新兴全球性问题。比如，冷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处理恐怖主义、疾病跨国传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互联网犯罪、跨国跨市场操纵金融市场等非传统挑战和威胁时，常常反应迟钝或表现得无所适从。处理这些威胁的方式亦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和灵活性，甚至出现了一些战略性误判和错误的应对行为。
第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失去昔日的光环，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危机。
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和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神话被打破；欧债危机则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福利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主义的脆弱性、不可持续性，进一步暴露了欧元区统一的货币与分立的国家财政主权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西方民主丧失民主精髓，已经沦为寡头政治控制下的“纸牌屋”。“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广泛响应和参与，就是这个制度性危机的一大反映。
“劣质民主”传播，正给全球带来灾难。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向亚非拉国家推销的“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繁荣与稳定，反倒出现了经济衰退、政治腐败、频繁政变、部族冲突战乱、街头动乱、恐怖组织泛滥、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等问题。2011年初以来，西方导演和支持的、席卷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风暴”，虽然摧毁了强人独裁统治，却带来了持续动乱和恐怖主义泛滥的结局。眼下，欧洲正饱受自己传播“劣质民主”带来的难民危机和恐袭不断等恶果。
世人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并非如宣传的那样，是人类社会最完美、最高级的社会制度；民主也并不必然导致善治。从历史上看，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从现实看，无论是因为债务危机而难以为继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民主政治之乱、恐怖主义泛滥，都说明“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简单多数的形式主义民主容易导致民粹主义、操纵民意等种种乱象。
由此，“民主”和“自由”，这个被一些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构建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在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主要来源。那么，面对全球性制度危机，人类更好的选择在哪里呢？
四大制度特点是“四个自信”的底气所在
在全球性制度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渐获得认可。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四大鲜明特点。它们既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是需要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着力点。
第一，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也与一些国家只有一个党派的情况有所区别。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标作用的正向力量。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并不像一些国家的反对党或在野党那样“唯恐天下不乱，为反对而反对”。二，一党长期执政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政治的稳定性，而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变更引起政策的随意变化，更可以避免当政者只考虑如何迎合选民、而很难规划国家长期发展的问题。三，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还在于决策的效率和执行的效力。中国能办大事，这是世所公认的。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动员系统、高效的政府执行系统、有力的中央协调系统。
我们不否认，从一般性逻辑分析来看，一党长期执政可能会有缺陷，如缺乏纠偏机制等。但如果执政党能够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不断进行理论和管理的自我创新，这些表面上的缺陷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的执政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有着相当持续的生命力。
第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的有机统一，是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
新形势下，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需要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通过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和领导力；通过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确保“三统一”的有机结合和顺利实现，最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保障。
第三，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选举是民主的主要象征，是民主操作的第一步。目前，西方国家推崇的“一人一票”普选制度，并不是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而是“代表”如何让选民使自己当选。于是，政客为了当选或进行人身攻击，或开出福利套餐，以吸引选票。
集中是民主的必要补充。集中，字面上的意思是将大众的意见放在一起，综合平衡各方面，以达到目标选择的最优。近年来西方许多国家出现的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等问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主集中的价值。
没有民主不行，因为容易造成专制和决策失误；没有集中也不行，因为容易造成民粹主义和议而不决。因此，如何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中国体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很好地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事实证明，民主集中制具有决策程序科学民主、决策效率高、执行力强的优势，比一些国家的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更优越，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党情。
第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用丰硕的成果证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科学论断，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
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兼顾效率和公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得到了更好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新优势，对世界具有伟大的创新意义。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是我们坚持中国道路的主要底气。但制度建设和改革完善永远在路上，现有制度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存在落实不力的问题，未来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挑战，但这并不能动摇和否定我们对基本制度的自信。
提供新的公共品弥补现有治理体系缺陷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继续发展也需要世界。一个更加民主公平有序、更具包容性代表性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必需的外部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思想、理念、战略布局和公共品提供等多方面，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由此，中国开始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逐渐走向“中心舞台”。
第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治理理念。当今世界充满着纷繁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超越了传统的治理界限，也超出了当前国际体系的框架。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加快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平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虽然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但零和对立思维、霸权逻辑、傲慢的“历史终结论”心态，仍然在国际关系领域挥之不去。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新观念，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进一步用“开放、合作、共享”六个字，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指明方向：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
第二，积极推进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主要是，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益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从维护世界稳定和中国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的选择坚定而明确：一方面要维护现行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转，而非推倒重建；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近年来，中国积极通过G20平台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言权；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运行； 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发展机构改革与完善，重视和支持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G20峰会等新型全球治理平台建设，积极推进G20峰会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
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中国还始终把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多边机制里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
第三，提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旧体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不会自动退出舞台，新机制和新引领者短期内尚难以主导世界经济治理。在这样一个新旧转换的长期过程中，迫切需要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来弥补现有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从中国发展和世界需求的双重视角出发，近年来中国陆续倡议、主导和参与诸如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能力不足、条件苛刻等缺陷。特别是，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等，必将为世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四，为共同发展繁荣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建议”、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成为“杭州共识”的核心内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中得到体现……这都说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价值观具有时代意义和全球价值。这是“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对世界发展作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思想者小传
石建勋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金融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评论员，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首席专家，成都市政府新型智库特聘专家、东南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近年来曾发表经济与管理论文百余篇，出版《读懂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作用》《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美国怎么了》等专著和教材16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