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曾与许多对手进行过较量，可谓战之能胜，战则必胜，原因之一是官兵拥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意识形态对立的20世纪大半时间里，这种精神的原动力来源于阶级层面。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社会关系的调整，阶级关系为阶层关系所取代，很多敌对关系走向缓解，我军怎样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和突破口？
笔者认为，以下四个精神元素应是着眼点。
一是国家意志，这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一战期间，法国名将狄龙带队攻击敌人，被碉堡中的机枪火力压制于壕沟中，情急之下发布命令：谁炸掉碉堡赏一千法郎，没一个官兵冲出去，继而接受部下建议，下令：为了法兰西前进!全团官兵全部冲出壕沟，结果上千人中生还者不到百人。这就是国家概念中所含的神圣性与精神激发力。强调国家意志并非“军队国家化”的翻版。从我军的政治属性看，国家意志内含执政党和人民的意志，强调国家意志，更多是借助国家肌体富含的质感和情感。
二是根本利益。利益带有根本性，它对单个人或集团具有强大作用力，且因利益体和利益关系的差异，决定着价值取向和精神力量的盛衰。革命年代，我军在阶级对抗中以利益超越促进精神超越，从而生成巨大的战斗力。今天，我们不再简单套用革命时期的做法，就需要重构价值系统和利益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内含着利益拓展和丰富：台湾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南海也是如此。其实，我们维护世界和平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利益表现形式，其中包含着中国大国道路的进程与品质。
三是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内含着敬业与契约，每个职业都有其特定或特殊要求，军人的职业特征最为独特——没有为什么，只有是什么。面对死亡威胁，几乎任何社会群体都有紧急避险的权利，但军人没有：只要命令下达，明知死亡也要扑过去，这既包含道德要求，同时有法的驱使。军人的天职是维护国家安全，一切的评价标准都奠基于此。
四是军人荣誉。军人区别于其他阶层或群体的最显著方面，便是荣誉胜过生命。这与战争的属性和本质有关，战争是人类最高的竞技场，生命的予夺决定于冲上去或是退避。真正让人冲上去，不惧死亡的，一定不是金钱财物，而是精神力量;激发这种精神力量的重要路径和方法，就是荣誉激励。为什么军队最早产生荣誉制度，同时又把荣誉表现在服饰上(勋表佩戴制度)？就是因为这个集团需要荣誉的力量。荣誉激励反映在军人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全方位。社会群体在普通社会活动中常常出现“逃兵”现象，受到苛责有限度和范围，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消解;军人当了逃兵，就等于人生贴上标签，永远抹不去抛不掉，这其实也是一种荣誉激励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断完善荣誉制度、勋表佩戴制度，不失为精神力量的增长点。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仍是——不忘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初心。(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