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件的沉冤昭雪，让人们看到了迟到的正义。聂树斌在法律上被宣告了无罪，这对于还原其声誉清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毕竟，迟到的正义总比没有正义好一些。
网上舆论的焦点，大体是如何追责、追谁的责。一个关乎个体生命的刑事案件，历经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核准等多个程序，应该有为数不少的侦查员、检察官、法官查阅卷宗和核实证据，倘若有一个程序能够谨慎司法，倘若有一个人能够坚守法律，或许聂树斌就不会被以法律的名义草率地执行死刑。因为一整套程序的流于形式，因为一系列人员的失职渎职，从而让一个无辜的公民被戕害，令一个无辜的家庭被摧毁，不论如何，这种司法恶果都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否则，这种对司法公信透支的行为，会慢慢摧毁公众对司法正义的基本信任。
至于在该案中，是不是有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是不是有检察官失职渎职，是不是有法官徇私枉法，甚至，是不是有幕后黑手操控案件，进而使得司法人员弃守法律底线而屈从权力，这些都有必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追责固然重要。因为这是对正义迟到的补偿，是对公众恐慌的安慰，也是对法治秩序失守的挽救。可与之相比，进行司法权力运行的体制反省，进而防范和杜绝类似冤假错案的再度发生，或更具意义和价值。
首先，要真正将无罪推定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非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不得确定被告人有罪，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即便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有罪，也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因为还未经审判。所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义务自证其罪。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都要被坚决杜绝。
其次，要对“命案必破”政策进行审慎评估。按理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在短时间内破掉（即便现在有了DNA等高科技保障），这是常识。如果对于命案一味地要求必须侦破，甚至限期侦破，或将使得警方迫于政策或社会压力进行“冒险”。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中都有该因素的存在。
再次，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要顺应法治时代的新要求，依照刑法和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真正在司法权力分配上做到明确具体。
最后，如果要明确司法人员对承办案件承担终身责任，前提是要保证司法人员必须对案件享有独立裁判权。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司法权力行政化的影响仍然存在，司法人员的办案独立性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这也就是媒体为何会质疑聂树斌案有幕后黑手操控的重要原因。
聂树斌案的冤，或在于司法人员司法正义的底线失守，或在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杂乱无章，或在于两者兼而有之。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因此，聂树斌案的沉冤昭雪，比追责更重要的是司法权力运行的体制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纵一个坏人”的目标。
（责任编辑：邓浩）
